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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自然之道”及其现代美学价值庄子的无言之说及其接受庄子的美学思想极其丰富,仅对于美的见解,就有以圣人法天贵真而论美与真的关系,以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而论自然之美,等等。为了进一步说明美的法则,庄子还提出了诸如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秋水》)、言者无所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等观点,首开了无言可以拓境之先河,丰富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拓展了美学内涵的空间。在庄子看来,自然就是纯而又纯的客观存在,要想认知它,即要获得道,只能去法自然,即通过心斋、坐忘,通过尊崇自然的法则,尊崇与自然同趣而无丝毫人为创造痕迹的天乐或真画来实现这一目标。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庄子文艺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庄子的这种自然的观念,无言的学说,在历代均得到了一般文人学士的推崇,甚至成为人们评论作品高下的根据或准则。这一根据或准则进而演变成中国诗歌学美学中的诗文自然论,开启了中国文学以自然为审美理想,在师造化观念指导下,以创造这一意境为作品的最高品位的文学创作理念,①最终形成了与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经世教化不相一致的美学观点。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人文精神,但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旦无法实现这一美好理想时,人们往往就会将自己的梦想寄之山水,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从庄子的学说中得到了启发,于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不拘于表面上的语言文字,而注重于言外之意的创造。例如《文心雕龙隐秀》中的义生文外,皎然的情在言外,刘禹锡的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苏轼的没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三叹,严羽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以及后来的神韵说、境界说和滋味、妙悟说等,无一不是庄子无言之说的翻版。滋味说和妙悟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钟嵘在《诗品》中就明确地将滋味说看成是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唐代的司空图在滋味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辩味的思想,因而成为了唐代诗味中的最高代表。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用妙悟接替辩味来揭示诗审美的本质,他以兴趣取代了韵味,认为无论学诗还是论诗都应该以具备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秀的诗歌为对象,才能悟入诗的真谛,从而达到诗的审美超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还将以体物抒怀的孟浩然诗与说理议论、力补世事的韩愈诗作对比,说明妙悟与学力即审美与认知的界限。他认为汉魏之诗有诗味,是出于自然、不自觉的不假悟由谢灵运至盛唐以兴趣(兴致)为诗,便是成熟自觉的透彻之悟。盛唐以后的许多诗人对于诗的特质不能给予恰切的理解,因而缺乏兴味,做诗带有功利目的,是终不悟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先经过三种境界,其实他所说的境界正可以苦寻、对待、妙悟(顿悟)来描述。悟道与无言之境中国诗学的最高境界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个不着一字,靠的就是悟道。所谓悟道,就是领会道理的意思,佛教里指领会佛理。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之言论,开启了不言之教,无为行事的先河。《说文》中说:悟,觉也。华裔学者叶维廉(Wai-LimYip)在《中国诗学》一书中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方法,他曾引用了一段禅宗的对话:问,何为佛法大意?答:春来草自青。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悟的重要性。由此,无声胜有声成了中国古代诗学审美过程中孜孜以求的胜境。诗歌是作者充满神思的自由表达,但如何表达,不同的民族都会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很明显,中国诗学所追求的无言之境,是与中国特有的语言、思维方式分不开的。与其他语种相比,在表达语义上,汉语更加崇尚简约性,甚至达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如日暮苍山远、风雨夜归人等句虽然简练,但是每个字都孕含着大量的信息,需做跳跃式联想才能正确地理解原义。所以做诗时,是推好还是敲好,需字字斟酌才行。这种无言之境的创造,在西方的一些艺术作品中也可不时见到。如从莫奈的《日出》到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从蒙克的《呐喊》到蒙德利安的《构图》,其线条的交错、色块的重叠,均突破了目的限制,使画面驰骋于想象之中,使作者的灵感、顿悟和自由精神得以充分发挥。这些都和老庄直觉思维具有暗合之处。②魏晋以后对庄子虚静观的继承与超越老子、庄子的虚静观,是悟道的方法和手段,虚静是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老子最早提出了虚静的概念,《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日静。从而。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虚静观并进一步将其完善,认为圣人之静也,非日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