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论文.docx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论文一、中西哲学在内容上的相似性比照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并没给哲学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欲知哲学为何物，只须指出其内容即可。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冯先生对哲学三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解并没能有助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冯先生认为哲学的三部分内容是密切相关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一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哲学家中有以知识论证成其宇宙论者;有因研究人是什么而连带及知识问题者。哲学中各部分皆互有关系也但问题是，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统一，既可理解为一系哲学中三者的统一，也可理解为某位哲学家的哲学中三者的统一。冯友兰似乎倾向于后一种理解，而在中国思想家普遍强于人生论，而弱于宇宙论和知识论的情况下，这种理解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理论上的困难。因为按照后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学术，先秦思想家乃至大部分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能否被列入中国哲学史就成了问题。冯友兰自己也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吾人观上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这段引文中并未提及诸子之学，如果冯友兰要把诸子之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对他所理解的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相统一这一标准进行转换。因为，“中国哲学的创始者孔子，及继起者墨子，都是谈论人生问题，而未尝成立宇宙论系统。冯友兰是如何进行这种转换的呢？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说：“由上述宇宙论与人生论之关系，亦可见一哲学家之思想皆为整个的。凡真正哲学系统，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各部，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w这里，衡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否为哲学思想的标准由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统一，变成了“首尾一贯，打成一片”，也就是说，由一个内容上的标准变成了一个半形式上的标准。进行了这样一层转折之后，诸子之学进入中国哲学史才名正言顺。例如，冯友兰把孔子列入中国哲学史的理由是孔子以前，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贝lj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从冯友兰的这段话看来，他判定一种思想是否是哲学思想的标准变成了思想的系统性，但系统性更多的是一个形式标准，它只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并不能仅据此条件就说一个人的思想是哲学思想。这里，冯友兰忽略了他所谓的系统性思想的初始意义是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的统一，从而模糊了这一标准的内涵。张岱年也承认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三个部分，但和冯友兰不同的是，他认为每个哲学家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地研究所有问题。宇宙论的研究或人生论的研究或认识论的研究，都可以是哲学研究。“哲学之研究，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不论何派哲学家，其主要工作，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或世界事物之源流）或在探讨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或改造社会的道路）或在考察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或科学知识之基础）总而言之，凡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统谓之哲学。哲学家可以建立系统的哲学，“然哲学家之工作亦不必专以建立系统为务。有时专门问题之探索，个别概念范畴之剖析，较之建立一个一偏而空洞的系统更为重要。哲学家之工作，与其说是建立系统，不如说是探索问题，发阐原则，即仅就一部分根本问题而充分研究之。按照张岱年的这种观点，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都可顺理成章地称之为哲学。张岱年虽认为每个哲学家不必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但他并不否认三者的统一。只是他所理解的统一不是某位哲学家那里三者的统一，而是一系哲学中三者的统一，这一点对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至关重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依赖两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要确认一些中国学者的工作是哲学工作，另一方面要肯定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哲学。张岱年在确认了前者之后，着眼点放在了后者上。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整个中国思想。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找出哲学家思想的形式系统，而张岱年则致力于找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这从〈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体例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学者可能没有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但只要中国哲学在整体上具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那么从内容上讲，就可以说中国有哲学。从整体上反思中国思想，是近代文化界的一个主题，张岱年的贡献在于他梳理了整个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在这36个系统中，他分别叙述了中国哲学的三个部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内容，具体地考察了各个部分的概念、命题的渊源流变，从而更加突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内容上的共性，进而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增添了证据。二、中西哲学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