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醒着的时间里，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docx

在醒着的时间里，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在醒着的时间里，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会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这所备受尊崇的学校历来好学求知，所以你们期待我的演讲能传授永恒的智慧。我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这身打扮也许会把很多我的前任吓坏，还可能会让其中一些人重新投身于消灭女巫的事业中去，让英克利斯和考特恩父子(1)出现在如今的“泡沫派对”上(2)。但现在，我在台上，你们在底下，这是一个属于真理(3)、追求真理的时刻。你们已经求学四年，而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一个班的大四学生。所以，智慧从何谈起呢?也许你们才是应该传授智慧的人。或许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用哈佛法学院教授们随机点名提问的方式，让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回答你们的问题(4)。让我们把这个毕业典礼想象成一个问答式环节，你们是提问者。“福斯特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哈佛苦读四年是为了什么?福斯特校长，从你四十年前大学毕业到现在，你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声承认这个时间，因为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然包括我获得布尔茅尔学位的年份——现在好像都能公开查到。但请注意，当时我在班里还算岁数小的。)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一直在提出问题让我回答，只不过你们把提问范围限定得比较小。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还有你们提问的动机，这是我更感兴趣的。其实，从我与校委会见面时起，就一直被问到这些问题，当时是2007年冬天，我的任命才宣布不久。此后日渐频繁，我在柯克兰楼吃午饭，我在莱弗里特楼吃晚饭，在我专门会见学生的工作时段，甚至我在国外遇见毕业生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件事不是问课程，不是教师辅导，不是教师的联系方式，也不是学生学习生活的空间。实际上，甚至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反复问我的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毕业生中，有那么多人进入金融、咨询行业和投资银行?”要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方式。比如威利-萨顿式的。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那儿有钱。”你们中很多人都在经济学课上见过克劳迪娅-戈尔丁和拉里-卡茨两位教授，根据他们从70年代以来对学生择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他们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融行业有极高的金钱回报，还是有很多学生选择了其它工作。确实如此，你们中有37个人已经和“为美国而教”签约(5);有一个会去跳探戈，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疗法;还有一个将投身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研究诗歌;另一个要去美国空军受训当飞行员;还有一个要与乳癌作斗争。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读法律、医学、或其他研究生。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与戈尔丁和卡茨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克里姆森报》(6)对去年的毕业班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上述选择。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达到了39%。高额的薪水、几乎难以拒绝的招聘方、能与朋友一起在纽约工作、享受生活，以及有趣的工作——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这些选择。你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决定过这样子的生活，至少在一两年之内是这样。另一些人则认为先要利己才能利人。但是，你们还是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更关心的是你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如果戈尔丁和卡茨教授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金融行业的确就是“理性的选择”，那么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会让你们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不尽合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被迫或必须，而非自愿呢?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你们这么多人呢?我认为，你们问我的其实是生活的意义，只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伪装的——提问角度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观察、可度量的现象，而不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令人尴尬的形而上学范畴。“生活的意义”——是个大大的问题——又是老生常谈——把它看成蒙提派森(7)的某部电影的讽刺标题或者某一集《辛普森一家》(8)的主题就容易回答，但是当作蕴含严肃意义的话题就把问题复杂化了。但是，暂时抛开我们哈佛人自以为是的圆滑、沉着和无懈可击，试着探寻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