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学与视觉传达设计.docx

传统美学与视觉传达设计传统美学与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因其广泛的传达领域和可操作性，以相对年轻的姿态蒸蒸萌发。事实上，在有人称之为“读图时代”的今天，即便主体不去主动关注，也仍然无法回避视觉传递中大量的强制性灌输。仅从感观角度出发，用技术改造来追求各种新奇视觉效果的设计已成为过去的“时尚”，随着我们的视觉环境变成空前丰富多彩、缤纷陈杂的多媒体信息时代，且大众审美需求、趣味的丰富与提高，以追求视觉刺激或是单纯实现视觉改造来吸引眼球的设计道路变得狭窄而势显穷途。设计美学因现代设计的兴起而产生，作为新兴的美学研究领域，边缘特征不容忽视。正是因为这些“边缘”，如不同的学科、学说、视野、性质、性别、思想境界、东西方文化、古今文化、南北地域等等，使得设计美学具有无限的生机和广泛的美学特征。诸多的文化现象在现代主义时期的分离和对立状态，在具有后现代气质的今天，由生硬的边界转向彼此的融合与对话。如著名平面大师靳棣强所言，美德原则有三:一是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二是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三是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大美学关照下，从审美渊源中探索视觉传达设计的现代性和创意语境，既是一种边缘对话，也是一次继承与磨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产生极大的可塑空间。一、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符号学设计美学作为一门实用美学，首先坚持的是设计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才能谈得上有意义的原创风格。欧盟1995年度的《创新绿皮书》指出，创新是“在和社会领域内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应用新事物。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使得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成为可能”。平面设计领域的功能性之说虽不像产品设计或环境设计那样具有极大的日用功能，但它最大的功能在于有效的信息传达。因此，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新虽主要限于平面领域的表现方式，但显然不是同属平面领域的架上绘画，毫无约束地自我释放或自由表现，而意味着在特定情景下成功的实现设计元素的新组合。一切可利用的视觉元素此时都转化成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性质。这些组合既可通过设计新成品和新特性实现，也可通过创造新设计方法，开拓新领域来实现。但不论设计创新的方式如何多样，在本质上它都需要实际的依据，这些依据存在于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的脉络中。即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必须依据对审美习惯，思维方式等的了解，形成可供产生延续性联想的文脉。成功的视觉传达设计在观念上使用了加法，而在造型上使用的是减法，设计元素往往简洁明确，便于在短时间内使受众产生较强的记忆和有效而准确的信息读取。象征手法和隐喻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大量运用实现并印证了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的意义:通过造型符号的表达，引指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发适时的联想。设计作品与观看者之间的对话就是通过从能指到所指的联想实现的。就在现代我们开始强调设计作品与欣赏者、设计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对话时，中国传统的道家美学早已提出“对话”的思辩融会型审美观，主张天人对话、人人对话。道家追求的“道”、“德”、“气”、“神”、“一”、“元”等，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对立两级对话和融合后形成的与生命和自我融为一体的“边缘地带”。《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众妙亦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解其精髓于设计美学中运用正是从两级对话中衍生出来的无数边缘，而这些边缘带来的可能性造就了语言的丰富变化。中国古代“绘事后素”、“计白当黑”等审美法则都是道家玄素文化的高境。道家太极图被现代设计界公认为是完美的标志图形;2008年申奥标志也于似与不似之间的中国传统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成功地为世界所认同。二、美学与设计伦理宋代朱熹的理学美学以其审美境界论在传统美学中诚为关照人文的大美学思想。理学美学理论不止是在于传达美的知识，更在于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存境界。朱熹美学实际上成为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审美境界中心性虚灵和道德提升是其美学的终极关怀。《朱子语类》(卷七五)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这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朱熹既讲道器不离，又讲体用不二。宋代理学对朱熹的理学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具有理性审美本质的思考。“理”在这儿不是知识和逻辑，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精神境界和精神气象。朱熹认为，人虽然只有一个心，但这个心却有不同的“知觉”方式。“道心”偏于理性省察，是形上之思，最终走向理学，“人心”偏于感性玩味，是具象之思，最终走向美学。于视觉传达设计而言，设计本体的具象之美如何从泛化的图形游戏到设讨一情境和设计意味的提高，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只以悦人的视觉形象直白以物的使用和价值，更是传递一种物与人，人与的共生和谐关系。寄道于器的传统设计美学观在现在视觉传达中依然是不可摒弃的。朱熹美学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