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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有哪些1、民族因素:列强以华治华,加紧资本输出,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2、政治因素: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反动卖国的本质日益暴露,促进了人民觉醒。3、经济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4、阶级因素: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5、思想因素: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的区别关于辛亥革命,目前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便是把它界定为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尤其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作如是观者不在少数。与此相关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即把辛亥革命定义为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这后一种解释显然比前一种解释界域要宽,它可以不必把辛亥革命限定为武昌起义,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外延要比“武昌起义”广泛得多。但另一方面,由于特定时间(即“1911年10月10日”)的限制,这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又成为对“武昌起义”的性质的界说。这样一来,它又很难与前一种解释划清界限。现在不少人往往把“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这几个既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混为一谈,其症结就在于对“辛亥革命”缺乏一个准确的理解和把握。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界定辛亥革命呢?所谓“辛亥革命”,确切地说,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的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这一革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但却不能简单地等同或归结于武昌起义。它始自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延及同年11、12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市响应武昌起义而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行动,终至1912年初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至于1907年至1911年10月前孙中山等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起义,以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存续期间和解体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而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虽然都属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辛亥革命的范畴。辛亥革命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的原因早在1887年,孙中山就对中国首都的选择有过缜密的考虑,他曾主张“一都四京”,一都即武汉,四京即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可见,孙中山关于首都的第一选择,应是武昌。1902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说,“金陵犹不可宅。”意思就是说,南京不可做一个国家的首都。孙中山和章太炎首先考虑的定都武昌,其理由是关中、洛阳等地自然环境已经不如古代,而武昌扬灵于大江,东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抚河洛,靠着铁路交通,而北达长城,南理两粤,这是石头城的南京所达不到的。他们还认为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也是灭亡的一大原因。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说来说去,最中意的首都是武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已是迫在眉睫。由于武昌地处中原腹地,乃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诸次起义中第一个在省会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况且又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并得到章太炎的支持。因此,将首都设在武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多数省份都主张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武昌,只有贵州军政府提议设在广州。已独立的各省代表到武昌后,确定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很明显,这事实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11月7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全国,呈请己脱离清王朝的省份派出全权代表赴武昌设立临时政府。然而,其时清朝大军屯兵江北,虎视江南,汉阳已经失守,武昌极度吃紧,湖北军事形势极为严峻。而当时革命党人的政治基础在东南沿海,江浙革命党人就主张将新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为此,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