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docx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37]这一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如果“那时人”能看尽那时所有之书当然可以。如果他没有看尽呢。事实上很少有人能看尽所有之书就是刘向父子也不可能。叶适以降人们怀疑孙武其人其书就是因为《左传》不载但银雀山竹简《吴孙子》的出土正好证伪了此说。梁先生的第七条方法是。“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38]他举张霸的百两《尚书》和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为证。对前人的说法我们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取分析的态度个能只取一面之辞。梁先生的第八条方法是：“从书的来历暖味不明而定其伪。”他说：“所谓来历暖味不明可分二种：一是出现的二是传授的。”[39]前者他以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的壁中书以及张湛注《列子》为证后者以《毛诗·小序》的传授为证。古书出现的来历和传授的系统有欠清楚多属自然过程有意作伪者当属少数以此定罪近于栽赃。对壁中书的怀疑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曾列举“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居首位的便是孔于壁中书。后来汲冢书的发现殷墟甲骨的出土敦煌藏书的面世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足证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是可信的。将其列于来历不明而指其为伪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列子》之书自宋人高似孙以来明人宋濂近世梁启超、马叙伦、顾实、杨伯峻等称为伪几成定论。但最近严灵峰先生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列子》一书决非张湛所伪造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文字或错简但其属于先秦古书无疑。[40]严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列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由此可见梁先生从古书的传授统绪上提出的这些辨伪方法大多是有问题的；他所列举的论据也有许多已经被证伪了。从文义内容方面梁先生又提出了五种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第一是“从字句罅漏处辨别”。这又分为三项：一是“从人的称谓上辨别”。梁先生认为：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非某人作。若书是某人做的必无“某某曰”之词。例如《系辞》、《文言》说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许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应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说《系辞》、《文言》便非所能专有。又如《孝经》有人说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为孔子做的。其实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讲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应称弟子为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应自称为子而呼师之字。我们更从别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经》乃是汉初的人所作至少也是战国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么关系呢。[41]这一方法欧阳修当年就曾使用过。貌似正确实则是以今律古不合古人著述之体。先秦诸子之书往往是聚徒讲学而成。先生讲学之言弟子各有所记录并加以加工整理形成各种传本在学派内部传习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其中数传之后先生的东西和弟子的东西往往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先秦诸子之书不必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云某某之作只是说其学出于某人。[42]如《系辞》、《文言》它们虽非孔子手著但其学出于孔子；它们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整理加工但其思想仍出于孔子。[43]后学将其归本于孔子说是孔子之作正是先秦诸子书的通例。因此不能因其有“子曰”就否认它们与孔子的关系。相反从先秦古书的通例来看“子曰”倒是它们出于孔子的铁证。《孝经》系“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44]其篇首“仲尼居曾子侍”二语应为实录后学将其学归本于孔子、曾子故云孔子作。从形式上讲应系曾子门人所记；但从思想上言应渊源于孔子。《吕氏春秋·察微》篇已明引《孝经》《后汉书》梁刘昭注引蔡邕《明堂论》称“魏文侯《孝经传》”[45]西汉不但有今文《考经》而且有出自孔壁的古文《孝经》。凡此种种说明否定《孝经》和孔子、曾子有关是不能成立的。梁先生又说：书中称说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著。人死始称谥生人不能称谥是周初以后的通例。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齐桓公的谥。但《管子》说是管子做的却称齐桓公不称齐君、齐侯谁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即逃亡被杀自然无暇著书。若著书在孝公生时便不知孝公的谥但《商君书》说是商鞅做的却大称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还是在孝公死后著的。[46]以“称谥”作为辨别作者的标准一般是正确的。但古书的形成与流传也有其特殊性。如《商君书》既有商鞅的亲著如《垦令》、《境内》也有商鞅后学之作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因后者而否定前者。《更法》篇记录商鞅和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的“御前辩难”虽称孝公谥但学者认为：“本篇记录翔实可靠刻画生动感人撰述者如果不是躬临参与或亲闻其事恐怕难以致之因此其撰述时代极可能很早。”断为车裂前之作。[47]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后学在传抄过程中将“君”改为“秦孝公”的可能。不从古书的整体内容出发只凭片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