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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经济与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一)1978—1982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解放时期家庭经营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形变为显性,劳动力剩余率高达30%—50%,这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创造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1982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为8.97元,集体外单位职工工资收入4.56元,生产性劳务收入12.57元,三项合计工资性收入为26.1元;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农业收入为203.65元,占纯收入的85.87%。可见当时劳务经济才刚刚起步,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二)1983—1993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波浪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矛盾从短缺走向过剩时期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开始向居民倾斜,被长期抑制的消费欲望开始变成有效需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劳务经济发展阶段。此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194.51元,增长2.4倍;占纯收入比重从18.57%略微提高到21.11%。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678.48元,增长2.0倍,占纯收入比重在73.5%左右波动。可以说劳务经济和家庭经营并驾齐驱。这一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从11.92元增加到67.62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3%提高到34.76%,是乡镇集体企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收入从22.87元增加到96.51元,其比重则从38.24%提高到49.62%;农民在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25元增加到30.38元,比重从41.83%降到15.62%。可见在此期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出从其他企业和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三)1994年以来的农村劳务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84.5%,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1.9%。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72.23%降低到1999年的65.53%。特别是家庭经营纯收入1998年、1999年分别减少0.46%和1.2%,出现绝对减少的局面。而在此同时,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01元,占纯收入比重则从21.11%提高到31.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165.8%。家庭经营地位的下降和劳务经济地位的提升,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正在从通过自营产品的间接交换向通过契约雇佣的直接交换的转变。二、从乡镇企业到劳务输出(一)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成为制度性安排。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然而,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同构及其竞争中,虽然具有灵活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往往成为被规制的对象,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许多乡镇企业职工又被迫返回土地。而在此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部发达地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内地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跨地区大流动的民工潮开始引人注目。1992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全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1984—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5565万人,以1985年为峰值,当年转移2430万人,劳动力转移速度6.56%。这种超常规的转移是体制转型以后积聚20多年的非农就业需求的突然释放。第二高潮是在1992—1995年间,其间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两个转移高潮9年间合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9365万人,占1978—2000年累计转移人数1.3亿人的72%。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粗放经营的空间逐步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农民在整体经营能力上开始不能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将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雇工行列。1999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30.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吸纳职工1.27亿人,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然而,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紧缩的时候,首当其冲往往是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个别还存在假冒伪劣等外部性,无论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是目前的经济紧缩时期,都是政策规制的主要对象。1996—1999年间,我国乡镇企业个数减少265万,职工人数减少804万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