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不平等与反贫困政策绩效评估.doc

多维贫困、不平等与反贫困政策绩效评估对中国当前贫困问题的认识,不仅要看清贫困家庭在经济方面的收入低下,而且要认清新时期贫困人口在教育、营养健康、医疗卫生、就业、住房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多维贫困现实。相对于传统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兼具识别贫困类型和判定贫困致因的优良特征。收入仅是反映家庭货币贫困的最终结果,而无法反映贫困家庭在福利方面遭受剥夺及致贫的主要内在原因,所以从多维视角识别并测度贫困,符合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反贫困发展目标。分析发现,中国贫困的现实与反贫困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当前国家标准仍以最低收入标准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和判定贫困退出,而反贫困政策和脱贫目标却以“两不愁、三保障”等多维福利标准来考核,并且现实中的致贫因素中,主要以因病、因学、因残、缺技术、缺劳动力以及发展能力不足等多维因素所致。因此,贫困的识别和退出与扶贫政策之间很难做到精准和有效,扶贫工作和反贫困发展政策的成效自然受到影响,脱贫质量和脱贫家庭的发展能力难以得到保障,这是当前中国城乡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的现实。此外,经济上的收入贫困只是反映贫困家庭的生存现状,而长期中存在发展“能力”差距和“机会”不平等导致的多维福利差距才是真正的贫根。由贫困理论可知,贫困具有相对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等多重属性,“多维”正好体现了贫困致因及其分类,而“动态”则是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描述了贫困状态的持续时间特征。鉴于此,本文在国际通用的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Foster(2009)提出的持续时间分析法,引入时间维度,构建了符合当前国内贫困现状的长期多维贫困和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等系列贫困指数。并且,将以上指数运用于中国微观家庭跟踪调查面板数据中,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分析家庭长期多维贫困的状态转化,克服了当前A-F方法特定时点上静态分析的不足,从而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了跨期的动态领域。实证方面,本文结合当前贫困研究的最新动向,从多维框架下测度并剖析了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状态转化及其致因。同时,借助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在识别并测度长期多维贫困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中的多层回归模型(如,多层线性模型和多层Logit回归模型)剖析了中国家庭长期多维贫困、贫困持续时间及其不平等的致因。与此同时,采用政策评估方法中的PSM法和PSM-DID法等估计了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等反贫困发展政策的减贫绩效,深入探析了政府扶贫资金配置效率和社会保障扶贫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贫困问题以非货币性福利贫困为主,且家庭在生活质量维度上显著改善,脱贫家庭“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基本实现。然而,因学、因病致贫现象仍较为严重,教育贫困、健康贫困与医疗服务贫困己成为长期多维贫困的主要贡献因素,其贡献度随着贫困持续时间增加而增加。短期多维贫困占贫困家庭的比例很高,且主要集中在河南、贵州和广西等落后地区,这部分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较高,脱贫后返贫问题突出,如若不能及时脱贫或脱贫后防范返贫,则极易陷入持久性多维贫困;第二,农村总体长期多维贫困程度比城市更严重,且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也更高,但呈现出了明显的缩小趋势。同时,地区差异导致贫困家庭经历的贫困持续时间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并非与经济发展程度呈线性关系;第三,致贫原因方面,家庭户主特征、社会人际关系、家中老人和子女数、女性成员比例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及其不平等产生了显著影响;第四,农村体制改革的增收效应降低了地区收入贫困发生率,从而减缓了农村赤贫问题。这一点在早期的国家扶贫开发阶段最为明显,且开发式扶贫大大缓解了农村地区普遍贫困问题;第五,财政扶贫资金的地区减贫效应明显,但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家庭贫困程度及其不平等的减缓作用甚微,且基本不存在明显的长期减贫效应;第六,新农合具有短期的政策效应,但不具长期减贫效应。更为甚者,新农合显著增加了家庭额外的医疗支出成本,并且,贫困家庭经历的贫困持续时间越长,新农合对贫困不平等的减缓作用很弱甚至无作用。总之,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两个大的方面组成,一是长期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致贫因素分析;二是基于己识别并测度贫困的基础上,评估了财政扶贫资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发展绩效。基于以上分析的逻辑链条,结合当前国际多维贫困发展动向,立足国内多维贫困研究现状及我国反贫困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提出了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维贫困体系。最后,本文研究结论暗含,实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解决的目标后,我国的扶贫工作并未结束,而需要及时转变扶贫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从绝对贫困转变到相对贫困,从收入贫困转变到多维福利贫困,从静态贫困转变到动态甚至是代际传递贫困等,此时的反贫困发展的任务和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