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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浅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与转型调整中国经济在2014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一、增长极限论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14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14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一)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内涵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结合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特征及发展机遇，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新常态”的内涵及经济形势特点，从而对此进行把握、适应、引领。溯源“新常态”一词，最早源于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4]在《TheNewNormal：GreatOpportunitiesinaTime》一书中提出“newnormal”的概念，认为经济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再塑辉煌。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使用该词表明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后逐步见诸西方主流媒体以诠释环境变化带来新的影响。基于国情的不同，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