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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公共精神——读《曹刿论战》《曹刿论战》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学的一篇文言文当时是抱着一种接受的心态去读的没有领会到其深层含义。站在讲台上后忽然有一天讲到了“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句话的时候灵光一闪曹刿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不管史书上怎么评价曹刿单凭论战这件事他身上的公共精神就值得推崇。所谓公共精神指的就是能够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的精神。中国不乏这类公共知识分子北宋理学家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其实就是一种公共精神尽管带有比较浓重的政治色彩。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是一种朴素的公共精神。当曹刿提出来请求觐见国王时有人劝他说:“这是当官的人应该谋划的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当官的人见识短浅不能够谋划长远的事情”。很显然曹刿作为一介平民心中牵怀社稷这就是公共精神而劝他的同乡只不过是犬儒主义的奉行者罢了。熊培云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国家逐步退出社会逐步推进的过程。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犬儒主义的明哲保身者不仅会带来社会的逐步退出还会导致执政者肆意而为。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当我们教育学生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地遵守那些细小的纪律与规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教会他们缺乏锐气;当我们逐步认同学生应该成为一名平凡的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充当了犬儒主义的理论先锋?当我们要求学生追求自己平凡的幸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教会了他们人情世故?其实我是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我觉得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权利就是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幸福的权利。在班上我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种“幸福本位”的理念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剥夺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权利。追求幸福与犬儒主义两者是不是有先天的理念相同之处呢?在读《重新发现社会》的时候我也隐隐觉察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困惑一方面作者呼唤具有担当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作者又无比坚定地肯定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可是当个人幸福与公共精神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该作何选择呢?有个初中的小孩天真而又睿智地问道:“曹刿是一个普通百姓他怎么就可以随便觐见国王呢?”这就涉及到个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小孩子的一句话其实隐含着很多东西。例如当曹刿说出“肉食者鄙”的话时他会不会得罪官场上的“肉食者”一旦得罪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保证?再比如公将鼓之曹刿不可;公将逐之曹刿又不可。当一个人表现得比领导更有才能的时候他自身的政治生命还有多长呢?或许曹刿在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么多他只是代表着一种大无畏的公共精神如果他能向上面提到的那样去思考那他就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了。教育是该认同曹刿的“为生民请命”的精神呢还是将曹刿的精神悄悄篡改为世俗理念?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永远是一对矛盾自古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