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复习整理(word文档良心出品).doc

简答部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P10-11）大纲是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课堂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于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学界公认胡适的大纲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胡适在对先秦诸子进行精密考证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按照宇宙论、知识论、伦理论、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先秦诸子的学说，令当时的学界感到耳目一新。此外，此书以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山，将三皇五帝都拿掉了，给人一种单刀直入、简洁明了的感觉，避免了以往拖沓冗长的弊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竟成了绝响，后半部一直也没有出来。梁启超的“新民”（P61）梁启超将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加以比较，指出中国传统伦理存在着“重私德，轻公德”的缺憾，仅仅在家族伦理方面比较完善，而在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方面则非常欠缺，朋友和君臣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培养“公德”、塑造“新民”“道德革命”等主张。中国需要进行变革，不但要进行器物制度的变革，还要进行道德伦理的变革即“道德革命”，通过“道德革命”来培养民众的“公德”，以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新道德，从而塑造出具有社会公德和国家意识的现代国民，即“新民”，这样才能使中国人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梁漱溟的文化发展三路向（P145-147）梁漱溟基于普遍而多元的文化观和“三量说”的方法论，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三路向说”。就是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意欲持中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的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发展路向又是建立在人生三路向的基础之上，即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得摸克拉西的三大异彩都是源自向前的意欲。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人的意欲具体表现为安分、知足、寡欲、养生，由此缺乏征服自然的魄力、奋斗抗争的勇气、解析自然的兴趣。对于印度人，他认为，“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人的意欲是努力解脱、翻转向后，所以只有宗教畸形发达，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都是宗教的附属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23年冯友兰毕业回国，在国内大学讲授中国哲学，1929年完成了上卷，1933年完成了下卷。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与胡适产生了争执，可能不仅是学术之争，怕更多是“俞亮情节”；第二，突出了哲学性原则，着重以西方哲学作为普遍的哲学标准，把中国历史上大致与其相当的部分选择出来，运用一定的逻辑分析方法加以系统阐述；第三，建立起系统，他认为虽然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并无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从看似松散的中国古代思想中寻找出其暗含的理论结构，并为其建立系统，这可以说是哲学史家的基本任务。但是以此思路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可能远离了原本中国思想的实质。康有为的“三世进化”（P71-72）康有为以进化论为依据并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对春秋公羊学的“衰世、升平、太平”三世之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之世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三世进化说”。所谓“三世进化说”就是说由“据乱世”进化为“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化为“太平世”。人类社会所有的进化有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基本次序。具体而言，“据乱世”要建立君主专制，“升平世”要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实现小康，“太平世”要建立民主共和而实现大同。他强调这个次序绝对不能跳跃的，如果跳跃就违反了进化论的原则，必定引起天下大乱。中国正处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阶段，只能从君主专制逐步过渡到君主立宪而实现小康，绝不能跳跃到民主共和而实现大同。“三世进化说”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主干，为他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冯友兰的人生境界（P177-180）关于人生境界，冯友兰在《新原人》中做了详细论述，提出了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首先，他认为人具有觉解，觉解就是了解认识和自觉意识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能力，“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由于人对于宇宙人生觉解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境界，他将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就是顺应人道德自然本能或个人习惯、社会习俗去从事活动，但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意义缺乏清楚的了解认识，这是最低层次的境界。功利境界就是为谋取个人的利益入财产、事业、荣誉去从事活动，并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有清楚的了解认识。道德境界就是为谋取社会的利益去从事活动，并对于个人蕴涵于社会有清楚的了解认识，社会制度、道德原则、政治原则并不是压制个人的，而是个人必须在社会制度、道德原则、政治原则之中才能得到完全的发展。天地境界就是对于自己在社会和宇宙中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