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呈现中的线性叙事.docx

空间呈现中的线性叙事摘要：文革连环画极强的叙事性特征，决定了它在文艺大众化中的地位。在文革特殊语境中，面临文革母题表达的任务，文革连环画在“语”“图”关系的势力较量中，体现了图像阐释的不确定性和母题叙述的确定性中的平衡，以空间叙事形式表达线性叙事目标，构成了“文革连环画”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从而使得“空间呈现中的线性叙事”构成了其本质特征，由此，可以窥视左翼叙事图像本质主义的叙事特质。关键词：文革连环画；空间呈现；线性叙事；本质主义“文革连环画”作为左翼图像中叙事性极强的一种媒介。相对文字叙事的线性推进和图像叙事的空间呈现。体现了一种双性结合的边缘性特征，从叙事理论及实践的角度而言，“文革连环画”沟通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是形式叙事学和语境叙事学有机结合的典范。因此，从补充叙事学理论而言，“文革连环画”具有个案价值。一、“文革连环画”与文艺大众化尽管从具体的传播效果而言，很难断定连环画较之其他图像媒介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但不难判断的是，在文艺大众化过程中，因为连环画“是一种图文并茂、为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和通俗易懂的美术读物”，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工农大众，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文革连环画”也不例外。连环画的亲民性由“图像性”、“叙事性”特点决定，其定义更是离不开对这两者的强调：“连环画是绘画形象和文学故事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它有故事，有情节，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所以在影响和教育群众方面有着特殊的功能。”因此，在中国革命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群众文化水平有限的实际情况，连环画图像的直观性和附着在叙事上的故事性，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党的政治任务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左翼图像的实际功用，也有助于其更容易融入文艺大众化的进程。从图像的直观性看，文革中，“顾阿桃现象”很能说明问题。文革时期，在创作主体工农兵化的整体语境中。很多不识字的工农大众都能创作。顾阿桃是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的贫农社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当有人问她如何完成思想的转变时，由于不识字，她便请人画了几十幅画作为谈话提纲，在1966年9月10日和1967年7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分别发表《毛主席的话照亮了我的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的一份发言提纲》，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批判（修养）的发言提纲》。1966年9月10日“编者的话”这样介绍她的创作方式：“不久前，有些同志去访问她，她向同志们作了一个充满革命感情的谈话，介绍自己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怎样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思想，变成了一个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的新型农民。怎样介绍呢？她不识字，就请人画了几十幅画作为谈话提纲。一幅画引出她一段经历，一次思想变化，一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一幅画引出一段经历，诸如，在《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批判（修养）的发言提纲》中，画一颗槐树，就表示《修养》指桑骂槐，“顶叫我伲气愤的是，这本黑书里指着桑树骂槐树，恶毒攻击我伲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反对我伲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画一个算盘、一支笔、一个本子，就表示自己受到的剥削，“我在资本家厂里做到二十四岁，实在无法生活，想回到家种田可能会好一点，哪里知道，出了厂门到农村，又受地主的残酷剥削。租地主地种，收的粮食，交租完粮还不够。一年做到头，汗水淌在地主田里，眼泪落在自己屋里”。顾阿桃本是一个和主流意识没有关系、文化程度不高的农家妇人，在文革意识形态极强的特殊语境中，内在的精神世界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她而言，沟通个体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媒介不是文字，而是直观性极强的图像。既然连顾阿桃所依赖的简笔画图像，都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更何况篇幅上不受限制，图像上更具表现力的连环画呢？事实也正是如此。同样是大众化运动火热的40年代，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连大众化程度最好的赵树理，其小说销量也不可能达到供不应求的局面，但同时期年画的销量“都是供不应求”。这也许是解放初期，共产党执意要通过行政的方式，进行年画改革的原因。共产党领袖显然意识到，在推行政党政治理念的效果上，文字媒介和图像媒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同样是文革阶段，户县的农民画可以风声水起，涉及众多的人，但在小说创作领域，祛除人为的干预因素，除了浩然的一枝独秀，整个小说界确实一片凋零。换言之，在绘画上面，工农兵更容易被“化”，而在小说创作上，因为知识素养要求更高，即使想“化”，也不那么容易“化”好。就算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图像媒介较之文字媒介，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也更容易实现对预期目标的传达，这其中所面临的基本语境相同，但导致的后果显然受制于媒体的差异。说到底，图像的直观性较之文字的逻辑性和思辨性，在传达党的政治理念和任务时，具有更好的效果。从图像的叙事性看，相对“象征性图像”和“叙述性图像”的分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