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不断回望着家园.docx

朱宪民不断回望着家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进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来协会不到一周便认识了朱宪民老师，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位同事。当时在《中国摄影》做编辑的朱宪民40来岁，风流倜傥浑身洋溢着艺术范儿，属于那种很有魅力的人。当年，朱宪民的家就在协会旁边几百米的三间小平房里，简陋窄小的房子被打理得整洁紧凑，还带着些许个性的装饰，亦如他那时的穿着，简朴又不失自己的风格。他家成了我们一帮圈内人的聚会场所，外地的朋友来北京也直奔他家。朱宪民的夫人石老师是红楼梦研究所的编辑，回想当年，她还是有些抱怨：那些年，我们家就是旅馆啊，一年四季，南来北往一拨拨的人，一天三顿饭都有人来。他光往家里招人，可又什么都不干，就忙我一个人。1988年的一天，几个朋友正在朱宪民家聊天，忽然有人送来法国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的题词：“你有一双发现真理的慧眼。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布列松诚挚地赠予朱宪民先生。”这是布列松看到了在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获奖的《中国摄影家朱宪民作品集》后主动题写的。这个题词让我们好生羡慕。朱宪民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摄影家，他的重要在于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专注平民百姓的生活。40多年不间断地拍摄于黄河全境的两岸，逐渐完成了当代摄影史上重要的《黄河系列》。这条被中国人敬为母亲的大河，它的平静与波涛、丰沛与干涸，都随着它的流动，搅扰和包裹着一个民族的心，它真实的水流却是中国人理想与希望的寄托和象征。那么对这条河的所有表达，该是艺术家长久与明智的选择。朱宪民照相机后面的眼睛里只有芸芸百姓，他所有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名门权贵。他40多年的拍摄题材大致有三条线，一是以他故乡为原点的，沿着黄河一路拍下来的《中国黄河人》；二是表现改革开放前沿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变化的《变迁》；三是他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描摹的《北京系列》。以普通百姓为主角的这三台戏，在朱宪民的镜头里上演了40年，戏里的情节与人物，真切地表现了中国40年来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以及容易被人们忽略和遗忘的珍贵细节。“从家乡到城里，我居然不知道鞋里要穿袜子”朱宪民的家乡在山东聊城地区的范县，那里地处黄河边，偏僻、封闭、落后。他出生时根本没有尿布，没有褥子，他被接生婆埋在从黄河边挖来的细沙土里。家里人都要下地干活，他就在沙土里躺到了一岁。多少年后他回到家乡，捧起黄河边的沙土，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的温热。17岁的朱宪民初中毕业后，不甘心在黄河边呆一辈子，他决定出去闯荡一番，肩背花布包，装着母亲做的地瓜饼子和父亲“不要犯法，不要坑人”的嘱咐，只身来到辽宁抚顺。一个农村娃到了城市看什么都新鲜，他第一次知道鞋里要穿袜子，长裤里要穿短裤，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苹果，因为他的老家只有枣。“如果说黄河是我的母亲，北京就是我的爱人”鉴于朱宪民在摄影上的突出成绩，1978年，在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吕厚民、袁毅平的帮助下调到了北京，在《中国摄影》当上了编辑。北京开阔的天地和视野，给了朱宪民大施才华的机会，他先后在中国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展览，出版个人作品集等等，让他的艺术日臻成熟。1988年，朱宪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摄影艺术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是他摄影生涯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不管工作和身份的改变，朱宪民坚守的《黄河系列》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儿子的忠诚与爱情。他说：“黄河是我的母亲，北京是我的爱人”。黄河给了他生命质朴的基因和艺术原始的赋性，北京给了他成就的阶梯和思想的灵动。“我的照片里很少有丑陋的人，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来拍”“每次回故乡，我丝毫没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感觉，总是悄悄地回去，在离我家村子三四里的地方下车，自己走回家。我不想让乡亲们觉得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回到家我就换上弟弟的衣服，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在黄河大堤上走，在村子里到处转，当然相机要藏在衣服里，最初我经常用300mm镜头远远地拍。”在朱宪民这些全部来自于百姓的作品中，我们轻易可以发现，那些底层的劳动者却少有悲苦，更罕见猥琐。他并非有意回避或虚假歌颂，而是带着血缘般的亲情在拍摄。他是将自己的胸膛紧紧地贴在家乡的大地上，以感恩的心面对苍天厚土，以柔软的关怀面对人间众生。“我的照片里很少有丑陋的人，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来拍。拍中年妇女时，我感觉分明是年轻时候的我的母亲；拍摄中年汉子，不就是现在我的弟弟。我从来没有拍摄过我的父母，我看到黄河边所有的妇女都是我母亲和姐妹，黄河边所有的男人都是我的父亲和兄弟！你忍心丑化他们、贬低他们？你只有让更多的人喜欢他们、尊重他们。”“我希望百年后的人们看到我的作品后了解—原来一百年前人们是这样生活的”朱宪民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他愿意表现美好，更愿意看到希望，他努力用照片留存那些真实的美好，让当下的人们分享，也让未来的人们了解和懂得。摄影家作品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