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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女性接受视野中的《牡丹亭》(1)从戏曲角度研究明清女性接受史，不能不关注《牡丹亭》。因为，在封建礼教高压和个性解放思潮涌动的变奏下，《牡丹亭》所讲述的女性故事，正成为那个时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象征。立足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考察《牡丹亭》及明清女性接受问题，无论对于研究中国戏曲文化还是研究中国女性文化，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宗法制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从主流上讲，是在皇权专制和礼教训条制约下而不乏禁欲主义色彩的。“禁欲”的刀子长期以来冷冰冰地阉割着世人的生命活力，把他们推入深深的“性恐惧症”中。这种来自男尊女卑社会的道德禁忌，落实到不同性别群体身上，往往表现出宽严迥异的不平等来，于是在“男女授受不亲”之外，又有了专门针对女性的所谓“女子十年（岁）不出”、“女子出门必拥其面”（《礼记?内则》）之类说教，连抛头露面也成为闺门大忌。在此背景下，男子在性追求上享有优先权从来都得到社会认可，古代层出不穷的“凤求凰”故事中，男方总是像狩猎者般步步占先且自视为天经地义，其缘由盖在此。跟男子在性追求上处处占先的肆无忌惮形成对比，女性对此则往往心怀恐惧、面露羞耻乃至充满着负罪感，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在涉及到由自己主动引起并经历过的性激动时，首先就会出现女人对其性欲所感到的恐惧和羞耻”，也就是说，“对于女性来说，性欲往往充满一种负罪感。女性性欲往往是一块黑色的大陆……”[1]可是，跟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遥遥呼应，1598年诞生的明传奇《牡丹亭》偏偏把叙事重心放在展示女性“情爱”这个“黑大陆”上，旗帜鲜明地跟“把人禁杀”的陈腐礼教对着干，从而拆穿了长期以来正统文学关于“良家妇女”没有主动性欲的虚伪道德神话，大声呼唤着“有情之天下”的到来。出自汤显祖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之手的该剧，以其对人类天性和女儿情怀的诗意展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个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时代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翻开长达55出的《牡》剧，从《惊梦》到《寻梦》，从《写真》到《幽媾》，相关的警语妙章比比皆是，你听：“为诗章，讲动情肠”、“因春去的忙，要把春愁漾”、“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这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单则是混阳蒸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春情搧”、“梦中逗的影儿别，阴司较追的情儿切”、“亏杀你南枝挨暖俺北枝花，则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明代大戏剧家对凄婉又神奇的女性情爱故事的讲述。“西蜀名儒，南安太守”的千金杜丽娘，年方二八，貌美如花，她居然从圣人编定的《诗经》中读到了坦率表达男女恋情的诗句，从而惹动春愁，一发不可收。这个按照传统训诫原本“实守家声”、“老成尊重”的淑女，竟然在丫头怂恿下，不顾闺训，走出绣楼，来到后花园游赏春色。呵，“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桃红柳绿，燕舞莺歌，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令“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女子心神荡漾，激起她强烈的青春感应，在她心海中掀起汹涌的情感波澜。猛然间，这个被森严家教久囚闺阁的少女发现，她的青春生命竟跟这尘封的园林中盛开又易凋的春花何其相似，“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恼人的春色，青春的郁闷，“剪不断，理还乱”，使春情萌动而怕“虚度青春”的女子产生了要及时抓住大好春光的强烈愿望。她恨自己“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她深深叹息“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她情不自禁地羡慕那些“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的佳人才子，一心“要把春愁漾”，渴望着寻找“折桂之夫”，与之“早成佳配”。这女子耿耿于怀，“因情成梦”，在春心荡漾的睡梦中与一手持柳枝的英俊后生于牡丹亭畔得遂鱼水之欢。从此，杜丽娘神情恍惚，茶饭不思，心中只想着那“两情和合”的美妙梦境。可是，什么良辰美景，什么赏心乐事，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及。就在这种对爱情的徒然渴望中，年轻的生命之花渐渐憔悴、枯萎了。女子死后，家人遵其遗愿，葬之于牡丹亭畔梅花树下，盖起一座“梅花庵”作纪念。元杂剧《西厢记》里莺莺爱上张生，是先有“情”再有“欲”；明传奇《牡丹亭》中丽娘爱上梦梅，则是先有“欲”再有“情”。借“白日梦”对女子情欲作直露、肉感、大胆的渲染，《牡》剧在这点上有鲜明的挑战色彩。在汤显祖笔下，不同于莺莺和张生遇合的佛殿“惊艳”，也不同于南戏《拜月亭》中王瑞兰和蒋世隆的“踏伞”相爱，闺中长大连家门也未出的杜丽娘仅仅由于读古诗、游自家后花园便触动了内心，于是，如弗洛伊德所言，“一个潜意识的愿望由白日的活动而激起，由此便产生了梦。”[3]这女子情不自禁地做了一场春心荡漾的梦，梦境中出现了幻想的意中人，“那生向前说了几句伤心话，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一场多么美妙的梦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