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意义.docx

第PAGE页码3页/总页数NUMPAGES总页数3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意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意义一、抗美援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全面对抗状态。美国决策者将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视为是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认为这比来自苏联的威胁更严重。这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对亚洲进行军事上的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美国对华政策强硬化的主要表现有：经济上实行严厉封锁，其严厉程度超过了对苏联及东欧国家；政治上继续孤立中国；军事上构筑亚太军事体系，其中包括韩国,菲律宾,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台湾在内，形成了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态势。朝鲜战争导致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步步后退，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1950年6月，杜鲁门政府一改先前的“袖手”政策，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同时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开始向台供应一些重型武器。1951年3月，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抵达台北。在“大使”一职空缺了四年之后，卡尔·蓝金（Rankin）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台“大使”，并于1953年4月向蒋介石递交了国书。此后，美台政治、经济、军事联系更加密切，至1954年12月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更使美国对中国内战的介入法律化、制度化。朝鲜战争也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反美态度。毛泽东说：“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一份全国性的宣传提纲号召人们要“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可以被打败的。”在出兵朝鲜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在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其实已在不自觉之中将中国当作一个并非依附于苏联，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很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来看待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对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中美之间因此战而尽力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着严重对抗，它们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却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它们通过行动和言词向对方发出“信息”，从对方的解读中找到某种实现妥协的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这种情况，在1965－1966年期间中美两国在面对越南战争因无限升级而可能失控时，围绕着避免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实际共识”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奇特的“相互信心”的存在，为中美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二、对中朝关系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和朝鲜大量官方宣传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将世代留传。然而，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越过三八线是否南进、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等等），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战后，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朝鲜经济重建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工业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在此情况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树立个人权威，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金日成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清除异己的行动，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三、对朝鲜的影响由于战事拉锯般地蔓延到整个半岛，加上美军狂轰滥炸，双方的民众死亡上百万人，半岛上经济惨遭破坏。尤其是朝鲜北方的城市和大多数村镇完全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