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docx

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集中表现为资源约束、生态失衡、社会分化等日益尖锐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以及分类区域政策五个方面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问题。然而,从目前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施效果上看,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薄弱,现有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对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缺乏有力解释。事实上,主体功能区作为现有区域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其实质是将环境约束、人地关系等具有区位特征的生产条件重新作为要素纳入理论分析。因此,只有从空间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所需各种要素的区位特征,我们才能进一步探寻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基础,并对主体功能区蕴含的客观规律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适宜度(一)非正式约束与要素区位属性不同区域所拥有的特殊环境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作为在漫长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非正式约束对其区域内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道德规范、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Hayek)等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那些无意识而成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风俗习性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人文因素区别于制度、法律等强制性约束,而是一种非正式的行为约束[1]。同样,诺斯(DouglassC.North)等学者也认为,非正式约束作为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种要素而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符合现代精神的约束环境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传统保守的约束环境则会阻碍经济发展[2]。虽然经济学一直关注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学者却对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应该引入非正式约束分析远没有达成共识。这种争议,其本质是非正式约束的区域性特征使其显着区别于传统经济性要素而具有明显的区位属性,正是这种区位属性使得非正式约束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凭借其严谨而周密的数理分析,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变革。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P.)所说,“边际主义分析使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将经济学与数学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边际分析的凸性假设明显区别于过往的任何经济学[3]。”凸性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前提,然而这种凸性假设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却都无法兼容要素的区位属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区位因素的引入无法保证消费的凸性假设,如果存在凸性假设,那么消费者则在追求最大效用的诉求下会在整个经济空间进行均匀消费,显然这与现实经济表现明显不符。同样,区位因素的引入也无法保证生产的凸性假设,如果存在生产的凸性假设,那么生产活动也会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在经济空间均匀分布,从而聚集会因为地租的上升而不复存在,世界也将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因此,在无法解决凸性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舍弃要素的区位属性以便保证其形式上的科学表征。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舍弃了要素的区位属性,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直没有忽视对要素区位属性的研究。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可以溯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么当我们研究要素的区位属性时,是否也可以回到斯密那里寻找启示呢?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要素及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所有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因素都是要素的范畴,要素既包括(劳动、资本等)经济要素,同时也包括(宗教、道德等)非经济要素[4]。如果像斯密所说,宗教、道德也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要素,那么这就意味着,复杂经济活动的构成必然包括区位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经典作家已经注意到了经济活动中的区位影响,但是对于经济活动区位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典作家们曾做出过这样一种判断:任何经济地区都不可能赋存其生产中所需的全部要素,生产要素克服区域障碍从而进行区域间流动就成为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生产的初级阶段,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促使着经济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在这种努力下,尤其是随着高速运输工具的普及,经济要素在不同区域间流动的运输成本不断降低,区域间经济要素转移的空间成本对于生产的影响也已经开始大大减弱。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对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日益严重,我们对要素的流动性也有了新的判断。有些要素只在特定区域存在,它们不能在区域间进行流动,这部分要素在生产活动中表现为较强的区位特征。尤其是不同区域所拥有的非正式约束环境,其作为在漫长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