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以元儒吴澄为例的分析论文.docx

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以元儒吴澄为例的分析论文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以元儒吴澄为例的分析论文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以元儒吴澄为例的分析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提要：本文通过对元代著名家吴澄有关人性论观点的，透视了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体与用的关系。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上，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主张“性其情”而反对“情其性”，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关键词：性体情用、四端、七情、性其情、情其性如果说，对人性中的性与气因素的考察属于人性论中的应然与实然、先天与后天之辩，那么，对性与情关系的讨论则可以说是人性论中的体与用、道德与自然之辩。所有这些都丰富了对人性的认识，改变了传统性一元论描绘的单面人性形象。一自程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后，这一思想为理学家普遍接受。在天为理，在人为性，对应于天的元亨利贞，性的主要表现为仁义礼智。这种新的人性把孟子的性善论置于一个更原始更神圣从而更牢固的基础——天道之上。孟子诉诸四端的论证策略在宋儒那里基本上被放弃，后者且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四端与四德的关系，这就是性体情用的观念。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体现于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里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仁义礼智，更为严谨的表述是说它们是仁义礼智之端[1]，即所谓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在解释这段话时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孟子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仁义礼智为性之内容，此是孟子题中之义；而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却是孟子言所未到处，乃宋儒之发挥。经朱熹的解释，四端说就包含这样的意思：情为性之端，性为本体，情为发用。性为情之根据，情生于性，这种思想，虽然是宋儒对孟子的发挥，但也并非完全是宋儒的杜撰。近年湖北郭店出土的一批先秦儒家，其撰作年代被认为在孔孟之间，其中的《性自命出》篇就有“情生于性”的提法。[2]而关于性，《性自命出》篇认为“好恶，性也”、“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实际上是以情说性。虽然孟子理解的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故以仁义礼智为性，但是在宋儒的解释之下，四端说即是缘情以推性，其隐含的前提正是“情生于性”。有理由推想，孟子未必没有受到《性自命出》篇之类孔孟之间儒家心性论的。事实上，在中，性是情的根据、情是性的表现的观念是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思想。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礼记·乐记》[3]讲“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又说“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喜怒哀乐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按宋儒解释，也是指性感于物而动为情。南北朝之刘昼言“性之所感者情也”“情出于性”（《刘子新论·防欲》）。唐之韩愈讲“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原性》），认为有何种性即发为何种情，由何种情可知有何种性，也是情出于性、性发为情的一种思想。至李翱则更说“无性则情无所由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以明。”（《复性书》）又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复性书》）这些思想，特别是李翱的性情论（实际是性情体用说）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程颐说“其未发也，五性具焉”、“其中动而七情出焉”（《颜子好学论》）及“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遗书》二十五）。朱熹对以前的性情理论做了一个。首先他将《中庸》里的未发已发思想运用于性情关系上，性为未发情为已发：“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答何叔京》，《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又说：“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太极说》，《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这种未发已发关系实际上就是体用关系，因此，其次，朱熹明确提出性体情用的说法，他多次说“性是体，情是用”。吴澄关于性情的看法同样浸透了性体情用的思想：天之生是人，其生也，有仁义礼智信之性；人之有是性，其发也，有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