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义利观.docx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孔子把前人的各种零散的、不很明确的观点总结出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义”重于“利”，而且主要从财利的角度来理解“利”，这就使义利之辩有了经济观点的属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义利观主要是从义利的轻重、义利的先后以及义利的派生这样几个层面去进行论述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孔子听说这件事后，感慨道:“这样做太可惜了，与其准许他佩戴繁缨还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呢!”他认为唯有器与名不能赠与别人，这应该是君子所要遵守的，孔子还认为仁义能够带来物质利益，这就是“义以生利”的由来。提出“义以生利”，说明先秦儒家认为利物质利益的获得应该以仁义为前提条件，甚至认为通过仁义能够获得物质利益，这种义利观促使人们积极向善，在获取物质利益时，能优先考虑到仁义的存在。孔子提出“义以生利”的命题后，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荀子提出了“以义制利”的命题。这两者都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让人们不去追求物质利益，但是可以通过对仁义的追求来克制服对物质利益的无限欲望。即使是柴、封也不能阻止人们去追求仁义道德，但是可以通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无限欲望来摧毁对仁义的追求。仁义与利益之间，是一对矛盾体，当人们面临这一对矛盾体时，只能“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通过孟子反复劝解梁惠王要以仁政制利兵可得知，“以义制利”才是王道。总之，无论孔子的“义以生利”还是荀子的“以义制利”，都表明了对物质利益的欲望应该以对仁义的追求为前提，有时对仁义的追求甚至可以获取物质利益，这正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所在。见利思义所谓的“见利思义”是在子路问道于孔子时，孔子对子路的回答中得来的。子路问成人。成人即怎样成为高尚的人。孔子认为，要想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首先要“见利思义”，就是在追寻自己的所得时，应该考虑道德仁义的存在，对物资的追求要符合社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见利思义”又名“见得思义”，是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考虑的“九思”之一，所谓“得”亦即“利”，即物质利益。孔子还明确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君子在一言一行都遵循着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小人只懂得追求物质利益，而忘记了去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先秦儒家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追求个人所得的时候，首先就考虑到了自己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是否符合社会上的相应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只有在确定自己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后，才会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所得。“放于利而行，则多怨。”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道德仁义的遵守就会导致很多对自己的抱怨和怨恨。孔子特别看重“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认为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获取物质财富或个人所得时一定要将对道德仁义的遵守放在首位，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取之有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非常认同这一行为准则。由此可知，只要“取之有义”，即使孔子本人也不回耻于对“利”的追求。也就是说，只要符合礼义，在他看来对其他某些东西的追求也是可以的。同时，孟子自己的行为准则也是认可这一点，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道即使是别人给与自己的一碗饭也不能接受;但是如果合乎道义，即使是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是理所当然的。先秦儒家认为，治理国家也应当“取之有义”，孟子认为，如果不“取之有义”而是“后义而先利”，整个国家从上至下，如果都浸淫在物质需求的欲望里，而至道义不顾，则会臣轼君，子轼父，人们之间相互争夺，国与国之间相互攻杀，导致国破家亡。但是如果“取之有义”，所带来的结局则大相径庭。所以治理国家应该先将对仁义的追求放在首位，在遵循仁义的前提下去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所得，这样才会国泰民安，人们安居乐业。先义后利荀子将义与利的孰先孰后问题提升到关系个人荣辱和国家强弱的高度，他认为，治理国家，如果“先义而后利”，国家则会越来越强，反之，如果“先利而后义”，国家则会越来越弱。因处理义和利的先后问题的不同，取得的治国效果则是天壤之别。先秦儒家始终坚持先义而后利，对获取的物质财富和个人所得以是否对仁义的遵守作为判断标准。历史上许多商人能够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当面对外来侵略时，都表现出乐“先义后利”的远见卓识。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先人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遵循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才使得国家有了长远的发展，自己从而以获得了发展，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乎”。重义轻利荀子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卷善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舜要把天下让给卷善，他们都互相推让，不肯接受。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重仁义而轻利益的高尚情操。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说君子重视仁义就被认为是高尚的尊贵的义。如果两者发生矛盾，不可以兼得，我愿意抛弃生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