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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体系研究论文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体系研究论文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引起流动的原因却因人而异,年轻人可能因为学业、就职而流动,中年人可能因为工作调动而迁居,少年、儿童和老人则大多是家属随迁。对一个地区来说,流动人口的规模有多大,是以流出为主还是流入为主,同样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社会经济条件的优劣都被看作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地区间人口流动成为学术界关心的话题。张善余(1992)、李树茁(1994)、王桂新(1993、1995、1997)和严善平(1998)都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人口学或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的总体面貌、结构变化和内在机制作了多方面的定量分析。同时,还有很多学者通过样本调查,对人口、劳动力的地区间转移进行微观分析,加深了对人口、劳动力流动的全面理解(杜鹰、白南生,1998;白南生、宋洪远,2002)。但是,在有关中国人口流动的先行研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研究往往只利用了某一次的调查数据,没有很好地把握人口流动机制的动态变化;二是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市场化、就业机会、信息传递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不够。本文利用最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动态分析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总量和结构变化,并对省际人口流动水平与经济发展、市场化、信息传递等因素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一、省际人口流动的动向和特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的人口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上的变化。省际迁移人口越来越向主要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集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表1是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的结果。其中,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是过去5年中发生省际迁移的全部人口,它包括户口随迁的迁移人口和户口不变的流动人口,但不包括调查期间内死亡的人口,也不包括曾经流动过的回归流动者,调查期间内的多次流动也只算一次;纯迁移人口为流出与流入之差,负数表示流入大于流出;人口迁移率为纯迁移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从表1可以看出:(1)省际流动的人口总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1000多万人增加到90年代后期的3400万人,增加了2倍多。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时代,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同时也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在增强,整个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在提高。(2)从纯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输出地、输入地的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沿海地区和西北的几个边疆地区为主要的人口输入地,而中部和西南地区则是主要的人口输出地。但浙江、湖北省是少有的几个例外。(3)人口的纯输出地与纯输入地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主要的人口输出地人口的输出规模加速扩大,而主要的人口输入地则以更快的速度吸引外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离散系数分别只有0.67和0.71,而在90年代后期,该系数迅速上升至1.97和1.05。输入地的集中倾向尤为明显,仅广东省就吸收了全部跨省迁移人口的1/3。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1)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省际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2)纯输出地和纯输入地的空间分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3)省际迁移人口越来越向几个主要的地区集中,两极分化现象日趋显着。二、省际人口流动水平的机制分析:模型与假说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将参照有关的人口流动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人口迁移模型,提出理论假说,并对人口流动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讨论对人口流动可能发生影响的各种要素。其一,地区间工资差距对流动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又进一步扩大。在社会中只要有差距存在,人们就会在地区间流动,以此来消除差距,实现自我的效用最大化。其二,获取就业机会的几率。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再高,如果失业率也比较高的话,该地区的预期工资就会打折扣。相反,工资水平也许不是很高,但如果能够比较容易的就业,即失业率较低,人口流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其三,市场化的进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但这并不能说明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完全摆脱行政的干预。例如,在劳动用工方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也并不能完全自由录用户口不在本地的民工。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小,或者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关系可能会更加自由。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以务工为目的的人口流入会比其他地方更多。其四,伴随流动发生的各种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