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来历.docx

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来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来历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七雄称霸的时代，中国玉文化兴起，下面一起来看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争鸣的范围不仅限于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也涉及到了文化艺术诸方面。这时由于钢铁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治玉工具，特别是砣具的改进，加快了旋转的速度，也开始采用硬度较玉为大的金刚砂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琢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中国的玉器制作已臻完备，步入了飞跃发展的新阶段。黄国、虢国、中山国和曾国，均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但河南光山上官岗的黄国之君孟夫妇合葬墓、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的虢国贵族墓地、河北平山的中山国国王墓、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由此不难想见其它大国墓葬随玉器的规模。在这个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各诸侯国竞相碾玉，上流社会佩玉成风，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和氏璧”和“完璧归赵”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这是一股自原始社会晚期经夏商周以来的用玉潮流。诸子百家对此不可能回避，只有加以论证和说明，以求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在诸子论玉的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墨子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做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认为金玉宝器是“费财劳力，不加利”，是统治者少数人的奢侈活动，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态度。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用功利主义的标准确定玉器的取舍，他说：“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他还认为，玉器的好坏在其玉质，不在于加工形式。以上两家对玉的认识略显偏执，不足为训。只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取中庸之道，强调玉对礼的内容之表达，对玉的质与文不轻加否定，重视质与文的和谐，开儒家论玉之先河，对中国玉化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另外，对后世用玉影响较大者尚有《周易》。《周易》用阴阳两种相对力量的平衡和对立看待世界。《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认为玉有阳刚之性，与君、父、男性同属于乾。这对玉器的帝王化、人格化颇具影响。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制度。《周礼》把“礼”释为“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抵，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周礼》所讲的五礼，被后来许多朝代定为礼法。何为“礼”?《说文解字》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说，礼是祭神徼福的一种方式。商周时期，礼器系统已经形成。在玉器中，玉礼器所占比例很大。春秋战国以来，由兵器演化而来的玉礼器明显减少，重要的礼器玉琮出现了退化趋势。此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为数极少。从古文献上看，当时最为重要的礼器是圭和璧，古人认为在祭神徼福时，这两种玉器能超脱自然，同祖先神灵相通，或能增加仪式的隆重程度而惊动鬼神。在夏商周时代得到发展的玉文化，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整理加工并加以推衍，“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形成了有一套完整理论的儒家用玉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礼玉制度。礼玉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不同阶层的等级用玉(六瑞)、祭祀用玉(六器)和修身用玉(组佩)，并把它们和吉、凶、军、宾、嘉“五礼”结合起来，以礼用玉，以玉节礼，把礼玉的使用和宗法、伦理、道德完全融合在一起，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据《周礼·春宫·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是战国时人托名周公设计官制蓝图的著作。以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礼制显然是继承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来的祭祀传统，又结合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而建立的。古人以为天圆地方，苍璧像天之形之色，故以祭天;五行说以为中央戊巳土，土色黄，黄琮像土色而又外方，故以礼地。等级用玉即所谓“六瑞”。据《周礼·典瑞》记载，“六瑞”主要是在“朝觐宗遇会同与王”和“诸侯相见”的场合才使用的。因此等级用玉不局限于“六瑞”，其它象仪仗用玉(钱、斧、杖等)、宴飨礼器用玉(纂、盘、敦等)、服饰修身用玉(服玉、佩玉、象冕弁用玉、组佩等)都有标识权力、等级的作用，也应归于等级用玉一类。实际上，玉礼器在各种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交互使用，其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如《周礼·典瑞》载“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的用玉方式就多至十几种。更具体细微体现礼玉功能的玉器是既能标识身份又用以修身的组佩(全佩)，它是濡家礼玉制度更加深化的发展，也是礼玉发展的最后阶段。组佩是多件佩饰组合在一起的成套佩玉，大概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才开始盛行。《诗经》中就有不少把佩玉和人的道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