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佛道三教关系谈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转换论文.docx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谈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转换论文从儒佛道三教关系谈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转换论文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重建，要从_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反思开始。学术界就中国哲学如何摆脱西方哲学的话语权威，寻求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以重写中国哲学史，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这些讨论实质是对“金岳霖问题”的当代拓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拿来讨论，即胡适、陈寅恪等学者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多次谈到的三教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书写中如何处理三教关系，也是在某种哲学观、哲学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同样关涉到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乃至学科范式这些深层次问题。加强对此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深化当前对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问题的思考。本文拟通过对三教关系的历史考察，指出现有哲学史书写范式存在的缺憾，并就如何重写中国哲学史提出几点设想。一、三教之间的相异互补与中国哲学的动态发展如果要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质和基本精神，就不能脱离儒、释、道三教关系这个重要的文化语境，这是因为它们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大势及演变规律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思想形态的儒学、道学（指道家和道教哲学）、佛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三种主要传统。从文化史角度说，儒释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相异互补关系。相异性表现在它们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皆有所不同。所以，自汉魏时期三教初次相遇以来，彼此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间断。儒道是中国本土文化，在先秦时期就是在思想上有很多歧异的两个哲学派别，所以两家学者常有抵梧，如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②。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三教之间的冲突成为历史常态。特别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长期受到儒道两家的排挤和攻击。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主要借助思想论辩化解这些冲突，南北朝时期的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神灭神不灭的论争等便是明证。这些论辩客观上使三教思想得以相互砥砺，推动了三教之间的文化对话。与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相伴随的是它们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问题意识上相互接近。问题意识是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教有许多趋近甚至相同的哲学问题。例如，天人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先秦时期即是儒道两家的共同话题，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主张。魏晋时期，玄学的基本问题是“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当时儒道两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形成了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等派别。玄佛合流中，玄学家讨论的“有”、“无”关系问题与般若学讲的“空”、“有”关系问题也是相近的。隋唐以后，三教先后出现了心性论转向，儒学讲心性，道教讲道性，佛教谈佛性，尽管它们使用的概念不同，但都是在各自思想架构内探讨理想人格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问题。第二，思维方式上相互借鉴。思维方式在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有决定性影响。思维方式的融合在三教关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如佛学家资取玄学思维诠释佛教空观，形成了“六家七宗”与僧肇哲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可以与玄学中的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相呼应；隋唐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援用佛教中观思维，对《道德经》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建立了思辨色彩浓郁的重玄学，也把道教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点；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又吸收佛教、道教的形上思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把儒学带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第三，价值观念上相互融通。三教的价值观念有着重大差异，儒学充满人世精神和人文情怀，道教和佛教本质上主张出世主义。但是这种差异并非表明它们是决然对立的。儒学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多，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儒学具有与宗教相类似的终极关怀。佛教和道教虽以出世为究竟，但也有人世精神。道教的基本纲领是理身、理国。理身着眼于个人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理国旨在治国安民，理国的理念带有经世、济世的价值导向。大乘佛教以菩萨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强调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如果说自度尚可以离世求解脱，度他则必须涉人世俗生活。佛教、道教的入世精神还体现在他们对儒家伦理观念的高度认同。如东晋道士葛洪将儒家伦理融人到道教的修道理论中，强调欲求神仙，应以忠、孝、仁、和、顺、信、仁为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北魏道士寇谦之主张天师道要以礼度为首，等等。在佛教中，倡导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的高僧比比皆是，宗密、契嵩等佛学家还对儒佛互通作了系统论证。除此之外，中国佛教还翻译甚至伪造了许多与儒家伦理相契合的经典，如《六方礼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盂兰盆经》等等，这也反映了佛教对儒家伦理的认同。第四，社会功能上互为补充。古人常云，儒学治国、佛教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