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合拍.docx

浅析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合拍韩国电影何以值得中国合拍?这个故事首先要从韩国讲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韩国电影无论从商业角度(本土票房数字)或是艺术角度(国际奖项的认可)来说，无疑都是低迷的。虽然60年代以前的韩国电影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但70-80年代军人独裁统治严重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电影工业陷入“失去的20年”的黑暗之中。那时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的电影则垄断了约80%的市场份额。但正如大家所周知的，事情很快起了大变化。那么小编来谈谈这种变化的发生。奋发自强：亚洲电影之王的崛起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韩国电影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亚洲之王”。韩国经济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开始为世界瞩目，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共同被世界称为“亚洲四小龙”——但若要论及获得全世界的尊敬，仅仅依靠经济的富强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3年金泳三文官政府的上台，以及1997年金大中以在野党身份在竞选中获胜而执政，韩国政治在九十年代逐步民主化——政治的开明也给电影的发展带来了清风，韩国政府接连推出了旨在扶持国产电影的一系列发展策略。首先是加大资金的投入，政府除了投入到制作、宣传、广告的成本尽数翻倍之外，还成立了好几个电影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例如1999年改名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中小型商业投资委员会(SMBA)等。到21世纪初期，KOFIC接管的资金达到了2400万美元，SMBA接管的资金达到了3920万美元。资金的充沛无疑为韩国电影的崛起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其次，从制度角度讲，电影分级制的确立和配额制的推行可谓是保护韩国电影发展的哼哈二将。电影审查制度一直是悬在电影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威慑力严重压抑了电影人的创作灵感。1994年，韩国制定《韩国电影振兴法》;1997年废除电影审查，积极开展电影振兴政策，分级制的确立使电影人获得空前的表达自由。电影配额制主要是韩国政府用强制性手段保护韩国本土电影。配额制始于1966年军政府时期，于《韩国电影法》中明定：外国影片的进口量不得超过本土电影的1/3。至1995年，该制度改为，影院须以40%的放映日播放韩国国产电影，即每年146天。如果说电影分级制对韩国本土电影起到了开源的作用，那么配额制度便起到了筑堤的作用。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韩国电影的破茧成蝶离不开韩国电影人的集体奋进。一大批海归电影人带来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包括技术、方法与理念，韩国国内的电影教育热潮又使电影相关专业在许多综合大学开设，他们注重课堂教学和实践的结合，使得人才的培养能够很好地对接产业，保证了韩国电影创作的活力和生产的动力——人才的梯队建设为韩国电影注入了与时俱进的活力，这是韩国电影受到本土欢迎也受到出口市场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韩国电影人的爱国和团结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韩国电影爆发式跃进的关键。1998年，为了抗议金大中当局向美国做出让步，决定将电影配额制中的每年国产片放映146日压缩为92日，韩国电影人发起了大规模s威游行，不少男性电影人甚至剃光头、戴黑纱、捧遗照在汉城国厅、光华门等地静坐抗议。这一著名的“光头运动”迫使韩国政府放弃之前的决定，恢复146日的配额制令。“光头运动”唤醒了韩国民众的“国片”情节，推动了民族电影运动的兴起。韩国电影由此得到了更多民众的关注，也逐渐走向了国际市场。韩国电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苏、腾飞，到21世纪初达到繁荣。据统计，1995年韩国电影国产片观影人数只有1000万，在2006年则达到了观影人次1亿;韩国国产片的人次市场份额从1995年的占比20%上升到2006年的占比65%。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是在韩国总人口只有4800万的背景下取得的。在国际上，本世纪初的韩国电影则在大大小小不同的电影节上频频亮相，引起世界影坛的高度关注：2002年，林权泽凭《醉画仙》获第5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李沧东凭《绿洲》获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4年2月14日金基德凭《萨玛利亚女孩》获第5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世界三大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殊荣已被韩国人尽数收人囊中。本土竞争再生危机，出口压力凸显潮起自有潮落，韩国电影与韩国经济一样，抗周期能力较弱。进入2006年之后，上一轮的“超速”开始渐渐失去动力，再加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韩国电影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遭遇困境。随着韩国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的逐步提高，关于是否还要保护国产电影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同时，韩国政府为了顺利地与美国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进口片配额制度的扩大自是被裹挟在了这一关系韩国经济未来的谈判当中。2006年7月1日起实行的新国产影片配额制，将韩国国产影片配额减至一半，电影院每年须播放国产影片的天数从146天减少到了73天，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