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docx

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摘要地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但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本文即以旧志与新编的中国地方志为研究对象,举出例证,以论述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和如何利用的问题。关键词中国地方志史料价值利用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对文献有所认定,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开始探讨文献足征与否的问题。地方文献是文献总类中的一支,据今人的考订,认为地方文献最早受到重视,是1941年图书馆界前辈杜定友先生在韶关任广东图书馆馆长时。他规定地方文献应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方面,这一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这三方面的文献不一定都具有地方文献的内容与性质。所以我认为,只要是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物产、资源以及碑帖、手迹、学术著作等,即使是零篇散页,都应归入地方文献。所以地方文献包罗宏富,门类众多,如地方志,宗谱,私人笔记,名人手稿墨迹,铺户账簿等皆是,其中以地方志为大宗。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享誉于世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实际数字尚不止于此,除原未计入的山水寺院志外,在历年编修新志过程中和普查后所知,尚有不少遗漏。粗略了解,旧志的总数已达万种。近半个世纪的首届新志编修事业,可称成绩斐然,成果丰硕。据一种官方数字宣布,截至2000年11月,已出版面世的新编三级志书,有4000余部。如果加上近四年陆续出版的首届新志和第二届续志的成书以及三级志以外的一些部门志、行业志、山水志等,估计也在万种左右。合新旧志的总量,当在20000种以上。因此中国地方志无疑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它既具有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更具备取之不尽,足资参证的史料价值。一、旧志的史料价值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旧志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资料,可以发掘出无穷尽的有价值的史料。对旧志史料给以极大重视并因之撰著传世名著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顾炎武在整理研究地方志的基础上。撰著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大名著。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顾炎武呕心沥血,博览群书,花费了20年心血,收集了全国各地有关地形、关隘、赋役、水利、交通、物产、农业、手工业、倭寇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资料,于康熙元年(1662年)汇编而成的。该书考证精详,征引浩繁,共征引了千余部地方志,占全部资料来源的三分之一,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经世致用之作。旧志中可供采摭的史料,俯拾皆是,如从《上元县志》中可以了解南京丝织业的生产组织、生产概况以及丝织品种。在浙江的《桐庐县志》中曾有一段描写一洞前村的景象说:“洞口阔二丈许,梯级而下,五丈余。有崖、有地、有潭、有穴。壁有五彩状,若云霞锦绮。泉有八音,声若金、鼓、笙、琴。人语犬声,可惊可怪。……唐宋以来,题词尚存。元末,乡人徐舫避住于此,有《瑶琳杂咏》一卷”。可惜这段珍贵史料未能早为后人所用,致使“瑶琳仙洞”胜景沉睡多年,令人遗憾。旧志中的某些史料往往又会转变一地的经济生活,如山东枣庄市齐村区,相传有一种能“咬人”(一触碰就能中毒伤人)的怪树,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后从志书中查知,这是当地古来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于是受到重视。经过精心培养,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该地的重要财源有些中外学者感到难以确认的史实往往从地方志中求得答案。如宋代是否在上海设立过市舶司,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藤田丰八的论文《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根据《宋史》和《宋会要》而对宋代是否在上海设市舶司表示存疑。藤田丰八在这里犯了一个史源学方面的错误,因为《宋会要》只修到南宋宁宗朝为止,而《宋史》的主要根据《宋实录》则对宁宗以后的理宗、度宗二朝事多缺略。所以只能说宋代南宋宁宗以前上海未设市舶司,而宁宗以后是否设,尚需求证。十年前,谭其骧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据明弘治《上海县志》所载的两篇文章,驳斥了藤田的说法。这两篇文章是宋度宗咸淳年间管理上海市舶司的主要官员———监镇董楷所撰,一篇名《古修堂记》,有云:“前分司缪君司之。”另一篇名《受福亭记》,篇首即云:“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市舶司,既逾二载”。这两条史料就肯定了宋末上海确有市舶司的设置②。1982年华东师大张天麟教授曾据上海地区十几种地方志所记地震资料,从时间和空间研究了该地区地震活动和移动的规律,对掌握该地区地震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从而使他认识到“方志史料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记录年代基本联贯,是探讨自然现象演变规律,具有优越性的一种历史文献。”日人加藤繁是最早开发方志史源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