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政治特点.docx

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政治特点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争鸣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征。从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雒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持续了5个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动荡和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从鲁初税亩起，至秦商鞅变法，“裂井田，开阡陌”，表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周王室东迁以后，失去了控制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些诸侯国竞相扩张，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政治形势。公元前5世纪中叶，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了七雄并立局面，大国争霸进而演变为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社会的动荡中，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也在加速。随着战争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日趋解体。奴隶主贵族日益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走上社会政治舞台。春秋末年，学在官府的格局被冲破了。孔丘“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形成私人办学的风气。至战国时期，士人成为较为稳固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这为政治思想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春秋和战国时期发展概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系统化、哲理化的时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内容最为丰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儒家思想以伦理政治为核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重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在战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况。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兼爱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则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为显学。道家源于老子,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无何有之乡”，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走得更远。在政治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性葆真”，列御寇主张“贵虚”，都有消极遁世的特点。法家是战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法家倡导变法，发展耕战事业,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法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法、术、势是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法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韩非，其中商鞅重视法治，申不害偏重于君主对于权术的运用，慎到强调权势对于君主专制政治的决定作用。晚于他们的韩非，吸收、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建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春秋和战国时期基本内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着君本民本、人治法治、性善性恶、法古师令，以及军事、经济、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君本与民本思想的争论儒、墨、道、法诸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理论。但是，它们对于君主、民众、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孟轲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况则认为君主是“管分之枢要”，主张尊君爱民。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儒家相反，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统御臣民,使臣民慑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墨翟认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应该由君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孔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并强调“为政以德”。孟轲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荀况尤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