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贵族女子服饰文化有哪些.docx

唐代贵族女子服饰文化有哪些多元文化长期渗透形成独特的社会心理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胡汉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胡汉化与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入唐朝，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唐文明盛极一时;此外，自李唐王朝建立以来，高祖、太宗以儒学为主，高宗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武则天则以佛教治国，玄宗时道教大炽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它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纷纷在唐朝找到了适宜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隋唐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造就了唐人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使人民自我认同感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家敢于冲破陈旧观念，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文化思潮的多元化，带来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旧礼教的大崩溃又使唐代妇女，尤其是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女性，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使其获得比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她们洋溢着艺术的激情，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这一点突出反映在首服的演变中，即初行羃蘺，复行帷帽，再兴胡帽等。“羃蘺者，唐武德、贞观年中，宫人骑马多著羃蘺。……其羃蘺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绸帛为之。”[1]羃蘺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原本目的是避免风沙，传到中原后，与儒家经典《礼记•内则》“女子出门必拥其面”的封建意识相结合，反而变成贵族女性出门远行时为防范路人窥视面容而设置的防范措施了，羃蘺形制是用大幅黑色纱罗直接上覆于顶，后垂于背，蔽护全身，而且可合可分，欲窥人视物时可用手搴开。但是由于其使用不便，唐高宗时期宫中又开始流行帷帽，它是一种高顶宽沿的笠帽，帽檐周围缀有一层网状的面纱，考究一些的还在网帘上加饰珠翠，显得十分高贵华丽，其长度比羃蘺短得多，下垂至颈部，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不断缩短，以至脸面部分显露，对此统治者无法容忍，遂加以禁止，然而女性对美的追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限制，《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至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蘺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蘺之制。”此后胡风盛行，妇女皆着胡服胡帽，帷帽之制又湮没不彰。史称，“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2]所谓胡帽，实即西域地区的浑脱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乌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顶部略成尖形，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安史乱后胡风减弱，又回归汉装传统，一些贵族女性骑马出行，使用一片纱网于额间为饰，整个面庞也基本坦露于外，名曰“透额罗”。从全身披覆的羃蘺，发展到渐为浅露的帷帽，后至靓妆露面的胡帽、透额罗，这是女性服装史上的伟大进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广大妇女一直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所谓“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等等都被奉为妇女必须恪守的清规戒律，唐代贵族女性为了摆脱这种羁绊，作出了大胆的尝试，逐渐摆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看清了自己本来真实而美丽的脸庞，这是一次人之本性，即表现个体的存在，与礼教的抗争，是在开化的社会意识和人本的自我表现二者兼备基础上产生的卓越成果，同时，这种独特着装现象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会产生，是典型的时代产物。经济的繁荣，纺织印染工艺的发达，为唐代女装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要的是自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多种文化共存的现实，是大唐帝国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基本国情。在唐朝以前的漫长历史中，经济繁荣期有之，社会稳定期有之，尽管都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服装发展，却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服装发展水平能与唐代匹敌，服装毕竟是一种文化现象，脱离不了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绝不能仅仅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活动的翻版，说到底还是要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唐代多种民族交融、多样文明渗透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这种多元文化结构对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的影响和支配，不但给当时的女性构思、设计各种服装提供着文化依据，同时也对唐代贵族女装形成独特风格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李唐皇室祖先起自西垂，具有浓厚的胡族血统，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孤独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