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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合作机制研究——基于政府制度创新视角李燕公布时间:-08-0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发展区域经济要求突破单个区域资源和生产率限制，区域合作成为区域间经济协调肯定选择。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域成为带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京津冀正处于环渤海地域关键区，加强京津冀经济合作，进而实现资源整合、提升整体实力、增强辐射能力含相关键意义。一、京津冀区域特征及合作现实状况（一）京津冀区域特征京津冀区域作为继长三角和珠三角后中国经济第三大引擎，区域生产总值达2.79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11.3%，对中国经济增加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多年发展中，京、津、冀三地逐步形成较为显著区域特征：1.京、津、冀三地含有相互独立利益诉求。在中国现有行政区划和财政体制条件下，各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资金等资源控制权及行政审批权等大量可控制资源，直接参与和主导着地方经济运行，地方领导是地方利益代表，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利益主体，从而造成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同时，现行政绩考评机制也使得各级政府在政策价值取向上逃脱不了利益当地化趋向。2.强政府、弱市场。京津冀区域显著区分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发展受行政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处于显著强势状态，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整个区域经济带有较为浓厚政治经济色彩。所以，在总体上京津冀区域展现出利益多元化及强政府、弱市场区域特征。（二）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有成效从严格意义上说，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伴随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相邻地域间经济合作发展得以逐步展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正是伴伴随这么一个历史过程。1982年，北京在《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计划方案》中首次提出“首全部圈”概念，从而拉开了京津冀区域合作序幕。到现在为止，京津冀区域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效，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产业分工。在第一产业方面，河北省已成为京津地域农副产品关键生产基地，为京津地域提供了农副产品。在第二产业方面，跨行政区产业梯度转移和跨行政区产业链正逐步形成。比如：首钢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大型企业，整体或部分生产步骤迁移至河北省周围地域，这些产业转移对当地相关行业发展和就业有着主动影响。在产业链空间布局方面，京津冀地域展现出越来越显著总部设在北京，而生产基地设在天津或河北现象。在企业内部产业链延伸方面，京津冀地域存在着产业链双向延伸现象，现有北京企业将生产步骤迁移至津、冀现象，同时也有津、冀企业将研发、营销及企业总部等步骤落户北京现象。在第三产业方面，合作领域日渐扩大，并重视向新兴服务业延伸，包含旅游、商贸、房地产开发、物流、通信等多个产业。2.初步形成区域合作机制。建立了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长久协作制度，以加强信息沟通和提出对应对策提议；开启了京津冀城市圈区域计划和关键专题计划编制工作，共同签署了若干项沟通协作意见；统筹协调了区域发展中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共同构建统一区域市场体系。伴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格局改变，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计划以来，京津冀战略地位深入突出，推进了京津冀合作实质化进程，从而使京津冀合作进入新发展阶段。现在，京，津、冀三地高层间沟通渠道日趋顺畅，对京津冀合作含有重大意义《京津冀城市圈区域计划》也已经完成，京津冀区域合作将迈上新台阶。（三）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关键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发配置资源见解已得到充足认可，区域经济合作应该以企业为主体，由市场来完成多种要素合理分配，经过市场力量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符合市场经济运行基础规律。然而，因为市场失灵原因存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职能发挥。在京津冀区域合作实践中，政府发挥了关键调控作用，在众多领域填补了市场失灵，不过，因为体制机制障碍，往往使政府职能无法有效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京津冀区域定位趋同性。地方利益存在造成京、津、冀三地竞争加剧，进而形成在区域发展目标、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趋同现象，京、津两地金融中心之争就是最经典例证。而实际上，北京金融资源密集，在北方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关键金融服务功效，而天津伴随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正担负着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历史使命，京、津在金融发展上是不矛盾，两地更应顺势而为，经过强强联合，共同打造北方金融中心。2.对国有企业过分倾斜。京津冀地域大型国企较多，地方政策显著向国企倾斜，使得国企占据较多政策和资源优势，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而且也会深入造成社会就业和民生等问题。3.三地政府职能发挥程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域地方政府职能发挥程度有听不一样，造成区域内发展不平衡。比如：奶业危机，京、津两地情况显著好于河北，这说明各地域政府市场监管力度差异较大。二、区域合作机制研究概述及其分析现在，对于京津冀区域发展，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