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doc

(完整版)《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完整版)《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完整版)《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txt等余震的心情,就像初恋的少女等情人,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听说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回想起来，我竟然七手八脚地裸奔了二十多年！今天心情不好，我只有四句话想说，包括这句和前面的两句,我的话说完了！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里律师之上还要加个大字,报纸的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师的题名录。而且好好的公司和个人，都会去请律师作常年顾问.在传统眼光中，都市真是个是非场，规矩人是住不得的了。讼师改称律师，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这套名词的改变正代表了社会性质的改变，也就是礼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事实上，普通人在都市里居住，求生活,很难知道有关生活、职业的种种法律。法律成了专门知识。不知道法律的人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在有秩序的都市社会中，在法律之外生活就会捣乱社会的共同安全，于是这种人不能不有个顾问了。律师地位的重要从此获得。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否则为什么这类记载，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传统的最销书呢？我在上一次杂话中已说明了礼治秩序的性质.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叫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一个有Sportsmanship的球员并不会在裁判员的背后，向对方的球员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发生此类事情,不但裁判员可以罚他，而且这个球员，甚至全球队的名誉即受影响.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的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法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象是在球常旁看裁判官吹叫子，罚球。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看上去就不是好东西,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