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docx

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导语：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的诗歌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来，其以真、善、美的星光闪烁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由于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染，杜甫心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诗人用毕生心血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仁爱精髓熔铸到诗歌中，融化到血液和骨髓之中。杜甫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纵观其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统一于其身。诗人常常以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身份对民生疾苦赋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诗歌中较多涉及“骨”字，随物赋形，以“骨”述他人与社会之境况，具有博爱精神，这些富含“骨”字的诗作被称为“骨诗”。顾名思义，所谓骨诗，指诗句中带“骨”字的诗。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在这里比喻人的品格、气质、神韵。这些“骨诗”将作者关爱生命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集中彰显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和疾恶如仇的仁爱情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淫乱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诗，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杜甫的一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