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docx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杨虎城，从反清、反袁、反内战直到“扣蒋兵谏”,无一不透露出他“除暴安良，护家卫国”的革命精神。在“西安事变”中他绽放了军旅生涯最绚烂的一刻，与张学良共同主导的这场“兵谏”加速了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进程，但绚烂之后的寂灭却成为他的遭遇。杨虎城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对于“兵谏”后的政治角逐如何能够效果最大化，他有着自身独到的考虑。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1936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压力。为此他在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1](P108)但此时的蒋介石是绝不会调走军队给红军留下任何喘息机会的，对于张学良这份请战书，他当然予以否决。杨虎城出身贫贱，知识水平不高，爱国思想是在其自身的革命实践与进步思想的影响中逐步形成的。在经历了“劫富济贫”的反清革命到“除暴安良”的反军阀革命，直至自己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后，其才转变为“保家卫国”的爱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给友人于右任的信中写道：“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正义感跃然于纸上。绥远抗战爆发后，国土却日益沦丧，而蒋却一味地要求其内战消耗，这是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二)明里剿共，暗中护共。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军联合围剿下，以共产党为主导，张学良、杨虎城为核心的“西北三位一体”政治军事格局已危在旦夕。11月下旬，随着中共西路军的受挫，陕北红军已被迫压缩至甘北一角，处于汤恩伯与胡宗南军队的东西挤压之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实施“南进计划”,放弃陕北根据地。[2](P263)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张学良既要暗中配合红军，又要加紧进剿红军，无奈之中他不得不一面将其每天的军事计划和进军情况电告中共，一面又将亦真亦假的战况上报给蒋。但是即便如此，陕北红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杨虎城同中共的合作一波三折。早在1923年杨就与陕西共产党元老魏野畴进行过多次接触，魏对杨进步思想的萌芽起了重大影响。在北伐、土地革命期间，杨不仅大量任命共产党人为重要军事干部，而且在多次浪潮中保护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后来中共自身的“左倾”错误，对杨虎城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以至于影响了二者的合作关系。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及时调整了对杨虎城的政策，密切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随后杨虎城认同了“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并加入其中。(三)蒋亲自指挥剿共，张、杨被动。蒋介石亲自指挥中央军入陕，坐镇指挥督战。蒋介石率领军政大员亲临西安，一方面是要督促西北军与东北军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是准备将中央军势力深入西北。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便开始调兵遣将，把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重要军事将领悉数调往西安，另有十几个中央军滚滚西进。12月8日，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信中写道：“(拟)调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俾剿赤工作得负专责……命蒋铭三(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暂驻平凉。”[2](P284)如果照此实施，就等于剥夺了张学良的军权。此时，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1930年杨虎城因讨伐冯玉祥有功，任陕西省府主席，随后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但是，蒋介石此后不断削弱杨虎城实力，不仅政治上限制其扩张，军事上甚至挑拨其部下叛变。1933年，蒋介石罢免其省府主席职位，同年，杨虎城亲赴石家庄面蒋，请缨抗日，反被蒋讥为多事。1936年，蒋介石借“剿共”之名，一面督促杨虎城拼命进攻红军，一面不断派遣中央军入陕控制战略要点。蒋的这些做法，激起了杨虎城的极度不满。随着蒋介石12月4日到达西安督战，带来大批军警和特务，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红军的秘密关系有被曝光的可能，张、杨将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四)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