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docx

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命题有两层完整的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其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使之操作化、行为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指归。因此，就寻找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文化化、民族化是第一步，而且是不可跨越的一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真理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又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基础和理论前提，以及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种异体文化。任何文化都存在可传播性和可交流性，但任何文化体系的外传，都必须有其文化“知音”，即文化的共通性，才能被另一种异体文化认同、吸收和同化，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为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外来文化才会在相对于它的另一异体文化土壤里生根并结果。作为早期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并发生作用，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有其“知音”，中华民族早期的儒、道精义与佛教文化的精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能发生互补效应而融会贯通并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的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曾几度东进，都因东方文化体系中缺乏认同机制而屡被拒之门外，也是极好的反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尽管其具有无与伦比的渗透力，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也或多或少地积淀着与其相容并且颇具亲和力的文化特质，但仍需经过相互冲撞、认同、融合和改铸后，其积极的文化功能才会得到体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和同化，并转化为新的民族意识，是很难在国民的价值观念中生根并结出果实来的。我们未曾忘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新形式)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事，准确地说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事。在此之前，曾有过洋务运动和以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前者把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为“体”与“用”的关系看待，表面上是主张文化开放，但实际上是在坚持封建文化这个所谓“体”的前提下企图去单方面降服西方文化，使之服从于封建文化，这就是热闹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所谓“体用之争”。其实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是一种双向互补关系，两种异体文化一经接触和融合，就必然各有取舍，从“体”的方面看，双方均已改变原体而创造了新体特性；从“用”的方面看，双方的文化功能都得到发挥，并趋向于同一个目标。因此，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对于它们所结合重构的新文化而言，都既是“体”又是“用”，当然是一种新的“体”和新的“用”，而不是一方为“体”另一方为“用”的主从关系。由于洋务运动并未找到西学与中学的“结合点”，因而注定要归于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视角有了变化，基本上抛弃了“体用”论，但又走向新的极端。它反对封建文化，要求用西方现代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取代死气沉沉的封建文化，是有启蒙的进步意义的。可它没能摆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反传统作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前提，而没有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因而尽管其不失为“新”，却没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在一场轰轰烈烈之后，“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多大作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先驱者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的实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它中间，融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也融入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是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取得胜利的理论武器。因此，与其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亦即马列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积极成果结合的共同胜利更为确切。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民族化、文化化，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进而在这一重新组合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直接关照下探索实践的具体形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的关键或“结合点”就在这里。(二)显而易见，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