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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前言《论语译注》前言《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兼教育家孔子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又被简称为论、语、传、记，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论语译注》前言，欢迎阅读。《论语译注》前言《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一部言行录，其中尤以记载孔子的言谈为多。其作者并非一人，有孔子的弟子，也有孔子弟子的弟子。至于最后编定者，唐代的柳宗元认为是曾参的弟子。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推测，但也没有证据。可以肯定的是，《论语》应当成书于战国初期。《论语》介绍关于“论语”书名的含义，古人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说法比较可信：“《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即是说，“论语”就是“言语的论纂”。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书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是殷商的后裔。他的先祖孔父嘉为宋国宗室，因距宋国始祖已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由于妻子长得美丽而被宋国权臣华父督杀害，他的后代逃到鲁国。到孔子，已是孔氏在鲁国的第四代。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大力士，曾任鲁国郰邑大夫。他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死去。孔子从小随寡母一起长大。为了生计，他曾学会做很多粗活，并到鲁国贵族季氏家中做过委吏、乘田等小官。可以说，孔子已经从贵族世家沦落为一个“贫且贱”的平民。他自己也说：“丘少也贱。”然而，这种“贫且贱”的生活和地位并没有伴随孔子的一生。他后来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跻身为鲁国的大夫。使孔子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日益强烈的社会大变动。这种社会大变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概括为宗法世袭制向官僚地主制的转变。在西周那种典型的宗法世袭制度之下，各级贵族世世代代承袭其地位，广大被统治阶层永远不能改变其受奴役的命运。从西周末期开始，随着被统治阶层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向贵族集团争取政治权力。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复杂和贵族集团的日益堕落腐败，也迫使贵族统治者从被统治阶层去发现和选拔有学识和有能力的政治人才。选拔这类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掌握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特有的文化知识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接受这些文化知识的正规教育，本来是当时贵族子弟的特权。但到春秋后期，平民出身的人士多有通过自学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孔子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一种模仿大人摆设礼器的游戏，后来终于成为学识渊博的人物，以至作为鲁国三家大贵族之一的孟僖子都认为他将会显达，在临死前遗嘱两个儿子向他学礼，以便维护他们的地位。这表明，孔子由于对礼的讲求，上层贵族开始把他作为与自己同一类的人接纳。从此以后，孔子的一生便与春秋时代的上层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位出身平民阶层而又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士，孔子并不以得到显赫的官职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对当时贵族集团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现象的混乱黑暗感到强烈不满。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孔子形成了自己改良社会的思路。孔子认为，要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恢复西周鼎盛时期的有序状态，即实施和完善礼治。对礼治的关注是春秋时代进步贵族思想家的一大特点。他们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成果，并将其提高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他明确指出，礼必须以仁为根本。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那么，作为礼乐根本的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论语》中，孔子谈到仁的地方很多。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即是“爱人”。所谓爱人，就是要求统治者把老百姓当作与自己相同的人看待。他与子贡的一次对话对此有具体的描述。《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向孔子请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孔子认为这已远远超出仁而达到圣的境界了，即使尧舜也不易做到。而仁，则不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让别人获得与自己同样的争取政治地位的权力罢了。它并不要求损己利人，也不允许损人利己。在仁介入之后，礼原先那种为周代贵族集团服务的本质可以说基本被剥除。礼完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等级结构形式。在以仁为核心的礼制之中，虽然仍存在着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但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在原则上应当由一个人凭才能所取得的职位来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政治思想无疑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平民阶层的利益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当然，由于贵族集团仍然是当时社会的统治势力，孔子的这种政治理想注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