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论文.docx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论文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就曾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但时隔十多年，不仅专门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进入现代文学史框架中，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它的流浪生涯。翻译文学边缘地位的未曾改观，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在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理解和历史描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未能澄清的问题。比如，我们纵然异常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我们十分珍视翻译家的劳动成果，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2]但是问题是，这些译本毕竟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我们该把它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衡定其艺术水准，又如何确立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我们承认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也承认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但是，这种创造性活动毕竟是有所局限、有所依凭的创造性活动，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那么我们如何评定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再者，翻译文学的确和现代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很难进行准确的清理和表述。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许多作家不仅同时也是翻译的行家里手，而且他们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基源到艺术手段到语言技巧，无不折射出翻译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可是，一旦要细究起每个具体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准确联系时，我们往往感觉到阐释上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同时受到了许多有着不同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从鲁迅那里，我们不止发现了他与尼采、易卜生、裴多菲的关系，也发现了与果戈理、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牵连，不仅有英国作家的启迪，也有日本作家的感发；在郭沫若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对惠特曼、歌德、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等许多作家的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方法以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上”[3]，仅仅依靠外国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事实关系，还不足以说清楚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作家是以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层面上吸收了外国文学的养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现实的。在研究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时，“影响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凭借某个作家翻译了哪些外国作品，接触过哪些文学名著等一些表面材料，我们还无法揭开外国作家和作品对中国作家影响的内在奥秘，无法彰显中国现代作家从怎样的通道、在哪些微妙的地方与外国作家和作品在心灵上产生了对话、交流与沟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低层次的小作家那里，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他们对外国作家拙劣模仿的痕迹，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能将外来的影响机智地吸纳、巧妙地融涵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将这种影响化归到自己的思想血液之中。你可以说鲁迅受到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启发，但你无法准确指出他的文学作品中哪些是模仿显克微支的，哪些是搬用了安德列耶夫。同样的，你可以说易卜生影响了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曹禺，但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你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下，中国现代作家们却表现出了彼此悬殊的个性差异。所以，要准确描述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无疑要仔细分析作为翻译文学特定“接受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不仅要借用媒介学、传播学、渊源学的研究手段，还要借助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知识；不仅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翻译活动，还研究他们的日记、书信等等；不仅要运用“影响研究”，也要运用“平行研究”；不仅采用阐释学、结构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等理论详细解读他们艺术世界的丰富图景，而且追溯他们的创作生涯，仔细理析他们在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基于怎样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当时国际国内正涌动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出现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作家从什么角度借用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来回应这些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也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研究中必然遭遇的诸多困难和复杂性的存在，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才成为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说，我们暂时还无法理清出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暂时还无法准确交代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每一进程中的历史角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暂时空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