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文化00.doc

一、贬谪文学大学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走入仕途、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中国古代的“迁谪史”可谓历史悠远。“迁谪史”是一部交织着士人的辛酸和血泪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士人苦苦挣扎，终止找到精神解脱的“思想武器”的心路历程。北宋时期，宋词作为一个新新的文体登上文学的舞台，当然吸引了一大批文人为之倾倒。然而宋代文人的散文和诗歌也接着唐诗的光芒继续发展着，北宋的文人才华洋溢,即使身处贬谪的艰难处境也不忘以诗词明志。中唐以前，屈原，贾谊皆不能从迁谪的哀伤中解脱出来，一个憔悴枯槁而投江自尽，一个33岁时就抑郁而死。中唐时期，韩愈因上书劝阻唐宪宗迎佛骨一事而被贬为潮州刺史，；柳宗元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远贬南荒，之后憔悴疑惧，痛苦至极。但乐天居士白居易却并非消极对世，他认为屈原式的悲吟、自怨自艾也于事无补，而且还会损伤身心健康，因此他反对这种屈原式的悲怨哀苦，他主张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琵琶行》虽然在宋朝还是有部分文人在遭受贬谪之后沿袭了屈原式的悲哀心态，如秦观在遭留贬之后所做的《千秋岁》（水边沙外）及《踏莎行》（雾失楼台）等词就深深表现出声请哀怨，凄凉惨淡。但对宋朝甚至对后世更具影响的还是白居易在遭受迁谪时所表现的旷达自适的态度。以苏轼为典型的很多宋代士人正是朝着白居易所开辟的方向而终于找到了对付迁谪的非常有效的“思想武器”，并由此使得宋代的迁谪词在总体上呈现出了狂放达观的风貌。苏轼谪居黄州之后，开始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从白居易身上汲取了这种身处忧患而旷然自适的精神力量。达到了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并给予了宋代很多士人以直接的影响，如黄庭坚，张孝祥等人。苏轼也由此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贬谪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一页，而他的迁谪词正是这一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定风波》中有我最喜欢的词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么开阔的胸襟，多么豪迈的句子，不管是面对生活中或是政治上的“风雨”和“晴”，作者都能泰然处之。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除了苏轼、王禹偁之外，在北宋，还有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也是屡遭迁谪。他们也和苏轼一样，以旷达的心态坦然面对迁谪逆境，以旷达之怀书旷达之词。“达于进退穷通之理”的欧阳修因被人诬告与甥女有私被谪官滁州，三年后又移之扬州。那么文人被贬之后心态如何呢？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varscript=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script.src='http://static.pay.baidu./resource/baichuan/ns.js';document.body.appendChild(script);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次，与残酷的现实相对应的是贬官文学笼罩着悲剧的色彩。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溶进骨子里的的理想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心就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表现为文学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名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字里行间流露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想望而不得的苦闷，相思而难遇的忧伤。如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如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白居易闻琵琶女演奏琵琶，就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而作《琵琶行》。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