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docx

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贾平凹曾表示“我是农民”，是“具有农民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描绘出农民在城乡之间游走的心路历程，从1984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的发表，到2016年的最新长篇力作《极花》，都或隐或现地展现出关于“进城”与“返乡”的文学叙述。纵观贾平凹30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作品中呈现出乡下人进城后的挣扎与迷茫，以及知识分子返乡后的无奈与失落。这种“进城”与“返乡”的对比书写，展现出贾平凹关于城乡之间家园意识的矛盾思考与情感困境，表达出对现代化冲击下的乡土中国的迷茫与失落之情。一、进城后的艰辛与挣扎《高兴》是一部典型的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刘高兴是清风镇的农民，向往大城市的他来到西安，由于身无一技之长，便成为一个拾荒者。刘高兴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做着拾破烂的工作，到处遭受着白眼与蔑视，并且居住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辛。但是乐观的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肾卖给了城里人韦达，这象征着自己与城市有了身体上的联系，因此他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城市人。刘高兴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高度认同，他勤奋工作、奋力拼搏，企图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底层处境和事实上的农民身份。但种种遭遇证明，进城的乡下人处于被城市排斥和鄙夷的社会边缘化的地位。《带灯》中的村民去大矿区打工，去的时候人高马大，回来的时候得了肺病，“已经死了三个，还倒躺着十个”。“做姑娘的也十之八九出去打工，在外面把自己嫁了，有七个再没回来，听说三个已病死。”乡下人进入城市，或是为了挣钱娶媳妇盖房，或是希望自谋生路，在城市中闯出一片天地，往往想象的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在实际的境遇中，他们身处底层的生活状况经常令人堪忧。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说：“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人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贾平凹的叙述，展现出底层的无力挣扎。小说《极花》也描写出进城的胡蝶跟着母亲在城市中以拾荒为生。和刘高兴一样，胡蝶也向往城市，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得到城里人的认同。然而，在一次城里人以介绍工作为借口的拐卖中，胡蝶开始了自己始料未及的命运。胡蝶从刚到圪梁村的挣扎与反抗，到被警察解救后，因不堪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主动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这种令人不解的转变，对处在底层的胡蝶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既无奈又痛苦的选择。“胡蝶不一定是要‘认命’才能达到与现实的和解”，贾平凹认为，“能够得到认同更重要”，“人的烦恼和痛苦往往来自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如果城市让胡蝶无所适从，圪梁村的人情风物或可予她安慰”、。胡蝶终究在与黑亮一家人的相处中，完成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二、返乡后的无奈与失落在贾平凹的“返乡者”系列小说中，主要叙述的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对淳朴乡村的美好想象，于是想在返乡过程中，寻找到灵魂的栖息场所以及寄托精神的故乡。但在实际的返乡途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乡村伦理道德的破坏和遭受现代文明侵袭的传统文化的没落。作品《高老庄》围绕在省城当大学教授的主人公高子路和妻子西夏一起回高老庄为父亲过三周年的祭日展开论述，小说以子路和西夏的视角重新审视高老庄的民风民俗和人情世故。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侵袭下，故乡的高老庄人不但显露出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同时又在利益与权力的诱惑下展开勾心斗角的争夺。关于故乡的美好想象不过是子路心中的理想家园和精神寄托，在经历了城市文化的熏陶后，他对故乡更有了一种批判审视的目光。故乡被城市文明侵袭，精神家园变得荒芜。于是子路毅然决然撕掉了记载着高老庄方言土语的笔记本，独自一人走上了返回都市的路程。在小说的结尾，子路在爹的坟前磕了一个头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由此可见，在子路看来，高老庄已不再是能够抚慰他心灵创伤的故乡，也不可能是用来抵抗现代文明的美好家园。子路满怀希望的寻找，却最终依旧没能摆脱失望的情绪。小说以子路的还乡经历开始，又以他的无奈逃离而结束，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故乡逃离与救赎的两难抉择。《怀念狼》里的高子明是城市里的一名记者，在现代都市文明和生活工作的压力下，他决定重返商州寻找尚存的十五只狼，并实现自己拍照存档的愿望，由此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摄影家，找到存在于荒山野岭中的鲜活的生命力。然而子明在找到狼后，希望能够保护狼，为狼创造一个可以生存的家园环境，但当地的村民却用极其野蛮的方式逼迫曾经的狩狼猎人傅山再次出发消灭幸存的狼，这样的举动，证明了人类在与狼的长期相处中，学习的不是狼强悍的生命力，而是狼的贪婪和残暴。小说《秦腔》中的夏风，也表现了一个从乡村出走的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的失望，同时夏风的经历也展现出乡村文化对他的拒绝与排斥。秦腔是深受老一辈农民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