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消费双重负责制下的贸易碳损失核算及碳排放责任界定研究.docx

打开文本图片集[摘要]利用改进了的投入产出模型，在“生产-消费”双重负责制视域下分别计算2002、2022和2022年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差额即碳损失值，并计算具体部门的碳损失情况。结果表明，两种角度下我国隐含碳排放都有了明显的增长，碳损失值也变化巨大：由2002年的1.75亿吨增加到2022年的5.41亿吨，增长了3倍之多，其中，2022年高耗能行业和出口制造业所产生的碳损失占总碳损失的75.8%。因而建议从消费者负责制视角重新界定碳排放的责任，为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提供理论依据。[关键词]碳损失；生产者负责制；消费者负责制；责任界定OnthecarbonlosscalculationandcarbonemissionsresponsibilityunderthedualresponsibilitysystemofproductionandconsumptionXUDong-lan，WANGYun-ci（SchoolofEconomics，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Keywords：carbonloss；producerresponsibilitysystem；consumerresponsibilitysystem；responsibilityjudgment一、引言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造成贸易过程中的隐含碳排放日益增多。从2022年起，由于经济的显著增长，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结构以及出口的增加，中国的碳排放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倡导的经济发展理念，我国也做出了到2022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22年减少40%～50%的承诺。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碳减排与国际碳转移的双重压力。当前，国内的能源消费是我国节能减排的主要对象，但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所消耗的能源并非全部用于境内消费产品的生产上，部分能源实际用于境外消费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上，因此，外贸出口的大量增长也加速了我国国内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了解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可以帮助我们从低碳贸易的视角调整贸易政策，有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节能减排。关于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Wyckoff等（1994）对6个OECD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1984—1986年进口商品中隐含碳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六国1984—1986年进口商品中的隐含碳占其同期碳排放总量的13%[1]。Kondo和Moriguchi（1998）测算了日本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他们发现，1985年之前，日本的出口隐含碳大于进口隐含碳，但1990年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日本成为了隐含碳的逆差国[2]。AhmadandWyckoff（2003）对65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表明，美、日、德、法和意大利是全球主要的隐含碳排放进口国，向OECD国家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中，最大的隐含碳净输出国是中国，俄罗斯次之[3]。Ackerman等（2022）分析日本和美国之间贸易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后发现，1995年日美贸易使美国排放减少了0.146吨二氧化碳当量，使日本的排放增加了0.067吨[4]。GilesAtkinson和KirkHamilton（2022）使用投入产出法和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估算了样本国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结果显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隐含碳净出口国[5]。中国学者虽然对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碳排放量的剧增和外贸顺差的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的隐含碳排放问题。魏一鸣等（2022）估算出2002年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亿多吨，占一次能源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达到30%以上，出口贸易面临减排的紧迫任务[6]。陈迎等（2022）并未在研究中对二氧化碳进行单独分析，而是研究中国外贸商品中所有的隐含能源，通过投入产出法定量研究2002—2022年相关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的隐含能源净出口已从2002年的2.4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22年的6.3亿吨标准煤，增加了162%[7]。赵玉焕等（2022）运用投入产出法，以1999—2022年中国海关货物出口商品分类数据为基础，测算了我国在此期间进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结果显示我国是隐含碳的出口大国，出口贸易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长的重要原因[8]。闫云凤等（2022）采用投入产出法，在考虑了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分分解的分析[9]。许冬兰等（2022）利用投入产出法，分别测算了1997、200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