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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叙的解读

第一篇：说文解字叙的解读《说文解字序》的现代解读与阐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学专著。它是由东汉许慎在总结前人字书和文字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字观念逐渐以之为准绳，走上一条自觉服务于社会的规范化发展轨道，并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继续延伸。许慎的文字观念在《说文解字序》中有集中的体现，值得认真辨析。在这篇序言里，许慎追溯了从文字起源到东汉末期的发展演变历程，阐述了造字、用字的基本法则，对当时诸多社会文字现象中的迷误与混乱提出批评，并对自己的文字观念及撰述《说文》的用意作了明确的阐发。千年以来，学者们对《说文》的理解更多地秉承传统的研习方式，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因而《说文》常常被当作单纯的学术著作。今天，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重读《说文解字序》，并试着通过对其中政治文化意识的分析，更好地理解《说文》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产物，使隐藏在其中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学理脉络和学术立场得以彰显，也使相关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文章一开始就从文字的起源说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现象。……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①]其实这段话并不是许慎的个人见解，《易·系辞下》中就有相类似的表达，甚至连表达方式都比较接近。其一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取诸„离‟”；其二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②]。《周易》中的两段文字分别说了文字起源和产生两个阶段：庖（包）牺氏作八卦意味着书写符号及符号观念的诞生，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字出现的萌芽，而书契取代结绳，则应该是文字的正式产生。符号和文字是怎么形成的呢？《易·系辞》和许慎作了大致相同的解释：远古庖牺氏治理天下，通过象天法地制作了八卦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套神奇符号的产生受到天地万物的启发，当它产生以后，也就同时拥有沟通神明和统摄万物的功能；而仓颉造字，同样是象天法地，从鸟兽蹄迒之迹中得到启发，“知分理之可相别异”，而又用来使“百工（官）以义（治），万品（民）以察”。由此可见，庖牺八卦和仓颉文字的创造方式、法则和目的并无二致。传说中的庖牺氏和仓颉都可以沟通天地神人，这种神异的智慧也都被他们寄寓在自己创制的符号或文字中，用以传达天地间某些神秘的信息，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即由此而起。这种智慧被固化在形象或抽象的书写符号中，作用于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就有了“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圣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意义，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核心，受到世世代代的尊奉和延续。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恰好和“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兹乳而浸多也”的文字繁衍过程具有高度的交叉与同构关系。在概述“五帝三王之世”以下“七十有二代”的文字发展历程以后，许慎谈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的情况。《周礼》被认为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的著述。其《地官》一章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把六书列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艺之一[③]，由此可见六书在教化万民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释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④]郑玄注《周礼》：“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⑤]而许慎则将六书的名称和序列确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又对之作了具体解释，进一步体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的文字演进观，而“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文字则成为这种演进的本源、核心和基础。这以后，许慎对“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的历史作了较为肯定的叙述，称其“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认为他们较好地沿袭了庖牺氏、仓颉以来的古文传统。而春秋以下，“诸候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国家分裂，诸候割据，礼崩乐坏，政治上变乱古法，导致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混乱，“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形也就在这时候出现。到了秦始皇帝兼并天下，国家的一统带来了对文字的规范，“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