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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1

第一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1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摘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1]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2]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一、作品中母亲形象特征性的概括1、庸俗的母亲――母亲在夫权制度下成了封建礼教的“执法者”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的基本职能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源于此。但是对母亲的尊重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习俗，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母亲的价值评判上，而且也形成了“贤妻良母”这样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范畴，也因而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形象。所以，囿于家庭生活的女性只能是失去经济自主权、为了夫权制度的利益服务的一个群体。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的。她们都是过着凡俗人生的“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像许太太认为“一家有一家的难处”（《心经》）；潘太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年轻的时候》）而在《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仿佛是个例外。曼桢的姐姐曼璐因养家而作了暗娼，后嫁给了祝鸿才，为了拖住他的浪荡心，不惜与祝合伙骗奸曼桢，并将之禁闭。曼桢生下儿子后从医院逃跑；但后来得知儿子无人照顾，她又以母性的责任心嫁给了祝鸿才。作品一开始，曼桢在厂房里自食其力，“表面上是这样单纯可爱的一个人”，“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这就是曼璐支撑家庭时候的曼桢；但是曼桢认为“善良的人是永远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曼桢在这男人当道的社会也会意志消沉，难以摆脱经济的窘迫。在这种情况下，祝鸿才的恳求加快了曼桢的滑落速度，而为了孩子正是她为自己寻找嫁给祝鸿才的正当理由。可见，曼桢的经历看似与娄太太（《鸿鸾禧》）、许太太等人有所不同，但她的思想使她所走的路与她们并没有区别——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好好地过日子；与此同时，“充满了爱子之心”。对于娄太太、许太太们，我们已经习惯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生于男权社会，长于此，同样也归栖于此；而曼桢则不同，因为她在成年后完全有能力选择走另一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始终冲不破传统思想的牢笼，家找不着了，工作又无乐趣可言，唯一可以给予慰藉和依靠的就只有至亲骨肉儿子，所以她又回归到“传统”的老路上。这足以表明女性在男性把持的社会下，生活的无奈与力量的薄弱，即使有想改变命运的愿望，社会却又不容许，最后是自己选择放弃。在（《半生缘》）中，女性的命运就展露无遗。曼桢的母亲应该算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了，曼璐则是因为养家糊口而走上“不归路”的，从肉体衰老被人遗弃厌恶，嫁给一个小买卖家，到无奈与夫还妹，最后衰残而疾。曼桢则从一个天真烂漫、自尊自重类的女孩子到被害而沦为一个只想过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