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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鲁迅:自剖小说》 如果不算《故事新编》,鲁迅创作白话小说的时间并不长,从一九一八年四月以《狂人日记》向《新青年》投稿,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完《离婚》,总共才七年半。作品也不多,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一共收入二十五篇作品,而严格说起来,其中有几篇还不能算是小说。但是,就以这薄薄的两本小说集,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标出了一个鲜明的高度,直到今天,还很难说有谁在整体上超过了他。大约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七十年过去了,今天的读者仍然愿意读他的小说,像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也仍然有兴趣选编他的小说集。 在粗略的意义上,似乎可以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自然是像《药》和《阿Q正传》那样,刻画形形色色的病态的灵魂,它们汇聚成“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的呐喊,不但激动了当时的读者的心,也引来了后代的许多作家,将它们奉为创作的榜样。因此,这一类作品历来受到文学界的广泛推崇,被认定是鲁迅小说中价值最高的部分。但鲁迅还有另一类小说,它们不像《药》那样指向作者眼中的他人,它们主要的描写对象,很大程度上正是作者自己。当然,仔细分析起来,这些作品也有不同,像《孤独者》和《伤逝》,是直截了当地自我剖析;在《端午节》和《祝福》里,作者却似乎有点迟疑,他一面展开自我描写,一面又有意无意地作些掩饰;至于《狂人日记》、《孔乙己》和《故乡》那样的作品,自我描写的成分就更是淡薄,在某种意义上,你简直只能将它们看成是《孤独者》那样的自剖小说的先声。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一批作品却共同形成了鲁迅小说中的自我形象,清晰地展现出他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在鲁迅一生的精神发展中,自我剖析始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越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就越不可能仅仅只描写他人。因此,鲁迅的这一批自剖小说,正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甚至觉得它们的重要性明显超过了《药》和它的同类。 在这个选本里,我要向读者推荐的,正是鲁迅的这一批自我剖析的小说。 鲁迅曾经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是散文式的人。”这除了解释他不喜欢读诗,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他不喜欢写诗呢?诗和散文的区别,绝不只是文字形式,它们其实代表着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诗的世界属于天国,它总要将世俗的气息排除干净。诗人也正如下凡的天使,他举着诗意和美的火把,照亮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灵气,他要将他们引入审美感悟的迷幻状态,使他们能在精神上超越自己猥琐的世俗存在。但鲁迅并非这样的诗人,即便对世俗生活整个绝望了,他也无意借文学来逃避世俗。当伏案疾书,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的时候,他固然会常常忘记自己的现实境遇,但这“忘记”的结果,却是能够更专注地审视世俗,更深切地感受黑暗。一九一四年他与朋友闲谈,连声称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不能写整的,我就捡一点来写。”已经被黑暗逼入了死角,还不思逃避,心心念念要将这黑暗刻画出来,倘是一个崇尚天国的诗人,一定会摇头叹气:这人实在不可救药。但也正因为这样,鲁迅的小说就像他的社会评论一样,也成为他世俗意识的一面镜子。创作毕竟是一种情感性的活动,无论他多么矜持,一旦写入了神,他的许多内心隐情都会不自觉地流入笔下,他的创作的这一面镜子,就常常比那些社会评论更为明亮。不用说,在二十年代中期,他那急于挣脱虚无感的紧张的身影,也同样清晰地印在他的小说之中。我甚至觉得,比起那些观念上的自我修订,他这时期的文学创作,恐怕更是他驱逐内心“鬼气”的主要战场。 你也许会不同意:驱逐虚无主义的“鬼气”,这是鲁迅内心极其隐秘的冲动,他写小说,却是为了启蒙的呐喊,他自己就明确说,是要借它来改良社会,他恐怕不会愿意在小说中表现这种极其个人化的隐情吧?可我觉得,这是误解了他。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从来就很清楚。他知道诗人的心灵应该博大,要“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他也知道,一味“宣传爱国主义”,绝不能产生“伟大的诗人”。倘说他的世俗意识当中,确有两个声音对他发令,一个要他用创作传播启蒙思想,一个则要他宣泄自己的人生苦闷,他上面的两段话,早已将这两个声音的轻重分量,掂得一清二楚。到二十年代中期,他的心理天平还愈益向后者倾斜。他自己翻译厨州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热烈赞同这本书的基本思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他又用格言的句式,简捷地写道:“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了:好友,爱人。”一九二七年春天他更断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语气是如此肯定,他和早先那个启蒙主义的创作动机,实际上已经分手了。 他对自己的小说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最引人注目的小说是《阿Q正传》,可他自己真正喜欢的,却不是这一类作品。《呐喊》出版以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