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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突破与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有9年发了在当年排序为第1号的以“三农”为主题的文件（其中后6个文件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文，以下均简称“中央1号文件”）。这是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经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研究后，最后由中共中央做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在政策上实现了转折性突破，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的重农思想，对“三农”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20世纪80年代5个中央1号文件在政策上的突破

自1978年底起，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0年9月，以下根据当时习惯简称为“75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1981年3月）等重大政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依旧，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1982—1986年连续发出5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1986年），确立了以放活为内核的新的“三农”政策框架。

（一）政策内容［1］［2］
1.1982年中央1号文件。
根据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75号文件，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放宽到可以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实行，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实践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迅速在各地发展起来，突破了只能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规定。但是，75号文件并没有解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姓“社”、姓“资”的问题，特别是其中提出“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的判断，这也成为一些人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依据。在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认识还有重大分歧和争论、思想存在忧虑、实践中还有种种障碍的背景下，围绕放宽政策，1982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农业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生产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5方面的政策措施。
在农业经营制度和农村商品流通的放活上，这一文件实现了重大突破。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方面，中共中央首次明确其姓“社”，指出“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解除了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会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遇批判的担心，让农民吃了“顺心丸”，这也是文件的突出贡献。在农村商品流通方面，根据“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没有改变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了要逐步推行合同制，通过合同把国家计划任务和农民的生产安排更好地协调起来；多方设法疏通和开辟流通渠道，特别是提出了要有计划地试办和发展社队集体商业，如贸易货栈、联合供销、经理部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等，逐步实现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在保证完成计划上调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农副产品的就地加工、产品精选和综合利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农产品流通放活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具有活力的家庭经济的重塑，扩大了农产品市场调节范围和流通渠道，进而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2.1983年中央1号文件。
受长期批判雇工、个体经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影响，对放宽政策后农民在发展家庭经济和二三产业中出现的承包大户、雇工、长途贩运、个人购置农机具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私人开办工商业、农民外出打工等现象的认识发生较大分歧，引发了争论，焦点是是否允许农民从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否会引起两极分化，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中央1号文件就若干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规定，阐述了14个方面的问题，即：农业发展规划，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允许雇工和购置大中型生产工具，搞活商品流通，推进农业技术改造，广辟资金加快农村建设，建立商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