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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低碳发展比较分析论文Kennedy实证分析了10个典型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现气候、资源可获取能力、电力、城市设计和垃圾处理等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有显著影响，而城市地理位置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关键性影响[2]。Dhakal考虑外调电力和采暖因素，研究了东京、首尔、北京、上海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现这4个城市1990—1998年的人均能源利用有趋同表现[3]。国内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国际城市间低碳经济的比较，赵书华等对伦敦和北京的产业结构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了比较，并利用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两个指标分析了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及发展潜力[4]；刘新宇经过碳排放行业分布和就业结构的国际城市比较发现，我国在产业结构低碳化方面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5]。综上所述，国外集中于碳排放量的比较，而国内则偏重于低碳经济实现水平的比较，而对于世界城市低碳发展状况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专题比较，开展较为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基于此，本文尝试采集北京与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单位面积碳排放量、碳排放结构、能源结构、大气污染和就业结构等定量指标，以及低碳发展政策、低碳发展行动等定性指标，通过北京与其他世界城市的比较分析，为北京缩小低碳发展差距，建设低碳城市提供科学基础和参考依据。低碳发展指标的比较分析1碳排放强度的比较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CO2排放当量，也即CO2排放当量与GDP的比值，主要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同碳排放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北京碳排放强度远远高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水平。以北京为例，该指标分别是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的6.83、6.40、7.58、9.88、6.67、10.85、4.45和4.81倍，这一方面原因在于从经济总量看，北京经济规模较小[6]；另一方面是由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从而导致能源结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规模等存在差距。2人均碳排放的比较如图2所示，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北京达到10.1吨，已进入全球最高行列，仅低于洛杉矶（13.2吨）、芝加哥（12.7吨）两市水平；北京的人均碳排放比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香港分别高出3.9吨、3.7吨、5吨、4.9吨、1.4吨和3.4吨。这并非是北京市民个人生活的平均排放水平较其他世界城市高，与之相反的是北京目前人均生活碳排放水平与世界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将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进一步上升。造成上述态势的原因一是因为北京工业、发电排放比例较大；二是交通、建筑等排放水平较高；再就是北京部分工业产品出口造成较多的“隐含碳”，也使得本地碳排放随之增加。具体而言，据世界银行测算，纽约、洛杉矶、东京60%以上，伦敦50%以上的人均碳排放主要由建筑、交通和垃圾处理导致，而工业和电力所占的比重较小[7]；与之不同的是北京的温室气体排放约35%与用电有关，45%左右与城市边界内的工业活动有关，此外交通、建筑和垃圾处理各约占20%的排放。3单位面积碳排放的比较如图3所示，从单位城市面积的平均CO2排放量来看，北京达到80.1kt/km2，该指标仅低于纽约（98.3kt/km2）、东京（82.8kt/km2）的水平。拿北京来说，其单位面积碳排放水平分别为伦敦、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芝加哥的2.68、4.24、1.46、1.81、2.15和3.94倍。造成上述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北京市区集聚了大量的工业和电力生产活动，特别是能耗巨大的重化工业贡献了大量碳排放；另外北京市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不便捷造成自行车和公交的出行比例低于世界城市水平，从而造成了单位面积的交通、建筑碳排放较大。据测算，从一个公交站点步行10-20分钟到达商业设施的面积和工作数量，纽约是北京的10倍以上[7]。因此北京今后应加强发挥城市级差地租作用，实现城区产业的“退二进三”，将重化工业逐步外迁。另外就是在建筑节能，低碳交通和城市规划等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其单位面积的碳排放水平才会逐渐下降。4碳排放的行业结构比较在碳排放的行业结构方面，北京的`工业碳排放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主要世界城市，而服务业、居住碳排放所占的比重则刚好相反（表1）。这主要由于北京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因而工业耗能比例大而导致碳排放比重较高。具体而言，北京工业碳排放比重为47.27%，分别是伦敦、纽约和东京的6.75、3.94、5.08倍；北京服务业碳排放比重为36.09%，分别只相当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65.62%、65.62%、57.10%；其中北京交通碳排放比重为8.55%，分别只相当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38.86%、38.86%、32.51%，而交通以外服务业的碳排放比重为27.54%，分别低于伦敦、